電影《赤狐書生》中有段十分精彩的劇情。
書生劉道然為科考努力奮鬥了一輩子,從青蔥到白髮,始終沒能及第。他本人也因常年的刻苦學習積勞成病,憾然離世。
死後的他,因懷有對科考的深重執念而成了一個怨魂。
筆與墨成了他的武器。
電影中的這段畫面美輪美奐,極具美感與文化意蘊。
文章鑄成了一道巨大的牢籠,兩位主角被困其中。隨著文章字句變化,這張牢籠四周的紙張也變化,同時,形成新的陣法。
讀書人最重要的武器——墨,成了怨魂劉道然的大殺器,像一口深不見底的黑洞,吞噬著與他一樣在科場鬱郁不得志的書生。
已然成為怨魂的他,並沒有得到解脫。在那個猶如地獄一眼的深淵中,他與那些被他吞噬的書生一起,處身於一座更大的考場,奮筆疾書,麻木而機械,無休無止。
短短几個畫面,便把古代讀書人深受科舉桎梏的煉獄人生刻畫得入木三分。
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同時,卻又覺得十分悲涼。
甚至無法憎恨劉道然這樣“作惡多端”的妖邪,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科舉制度在我國存在了1300年之久,對我國社會、歷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影響面之廣,影響程度之深,遠超過任何一項典章制度。
翻開史書不難發現,許多青史留名的大人物,都曾在科舉的考場上金榜題名,爾後步入仕途。然而,有人金榜高中,就有人名落孫山,許多考生或止步於舉人,或止步於生員,或終身為童生。
人們的目光總是聚焦於那些高中的“成功者”,卻很少關注科舉落第的“失敗者”。
歷史上,像《赤狐書生》中的劉道然那種,因科舉失利而鬱結於心,從青絲考到白髮,努力一生,卻仍舊不能如願,最終遺憾離世的書生,其實有很多。
康乾盛世時,河南湯陰有個叫楊灝的讀書人,少年參加科考,孜孜不倦地考了一生,64歲去世時,才只是一個貢生。
去世之前,他含著悲憤的心情為自己寫下了墓誌:
“功名艱於遇,家業拙於謀,擇配弗稱中饋,教子難振箕裘。抑鬱憤憊難訴,含悲抱恨墓丘。”
這種絕望的吶喊,無聲的嘶吼,與《赤狐書生》中的劉道然,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倘若懷有執念真的可以成為怨魂,恐怕,這位叫楊灝的老貢生,便也是其中一員了。
十年寂寥寒窗之苦,卻無法換得金榜一個題名,科舉落第帶來的失落與傷痛,可想而知。
蒲松齡考了一輩子卻始終名落孫山。
他在是詩中描述了屢試不第的哀傷與沮喪:
“忽然而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
得知自己再次落榜,他“
神色猝變,嗒然若死
”,其痛苦可想而知。
但蒲松齡沒有一條道走到黑,他在著書中找到了慰藉,這種充實與快樂逐漸稀釋了他對科舉的熱情。
他也最終憑藉著《聊齋志異》青史留名,取得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成功。
與蒲松齡這般另闢他途,最終取得光輝成就的讀書人,還有不少。
比如大醫藥學家李時珍、地理學家徐霞客、文學家吳承恩、吳敬梓、科學家宋應星、哲學家陳獻章等。
他們也曾為科考寒窗苦讀,卻在落第後轉變了人生的方向,走出了屬於自己的獨特成功。
然而,卻有一些人因為屢次落第而逐漸失去了人生的信念和理想,失意、憤恨,甚至走上了與朝廷對抗的反叛之路。
唐朝末年,黃巢在飽受科舉失意痛苦後,思維逐漸走向極端。
在《賦菊》中,他寫道: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詩中的反叛意識昭然若揭,他最終也豎起了起義的大旗。
在他的起義軍中,有許多科舉失意的文士,他們曾為起義軍起草了一篇聲情並茂的檄文。在檄文中,他們憤慨地譴責唐廷的黑暗,尤其為科舉失敗的文士鳴不平,指控唐廷科舉的不公平,以及對人才的漠視。
與黃巢類似的還有太平天國的洪秀全。
洪秀全曾是廣東花縣童生,在科舉考試中屢試不第,心懷怨恨,寫了這樣一首詩:
“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閒躍在淵。
等待風雲齊聚會,飛騰六合定乾坤。”
他甚至還說:“
等我來開科舉取士吧!
”
太平天國的領導層中,除了洪秀全外,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豫王胡以晃、文臣盧賢拔、曾劍揚、何震川等人,都是科舉中名落孫山的失意人。
他們用反叛宣洩內心對科舉的控訴和批判。
然而,令人深感悲涼的是,他們飽受科舉失意的折磨,心中懷有深刻的痛楚,卻仍舊存在著一種難以割捨的科舉情節。
公元1853年(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立刻大開文武科取士。此舉極大地籠絡了失意的文人。他的起義軍中聚集了許多科舉落第文士。
就像《赤狐書生》中的“劉道然們”,被科舉所累而逝,卻又不願放下對科舉的執念,最終走入了一個更加黑暗壓抑的牢籠。
除了黃巢、洪秀全這種走入反叛,揭竿而起的極端文士,還有許多落第者販賣私鹽,或者參加“邪教”等非法組織。
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看,《赤狐書生》中的“劉道然們”,若是能夠放下科舉的執念,如蒲松齡那般,去私塾教書,或者專心著書,再或者轉而進行旁的營生,比如經商、務農等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許能夠走出科舉失意的陰影。
但這終究是現代視角。
畢竟蒲松齡也是在大半生蹉跎於考場之後方才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放下心中的執念。
對於大多數文士來說,落第要面臨的困境遠比今人要嚴重得多。
科舉制度歷來以“
公平公正
”取士為口號,深受這種口號影響的世人,潛意識裡會覺得,但凡金榜高中的人,必然是有真才實學的。
那麼,在這種不成文的固有印象中,就意味著,科舉落第者沒有才華,或者是才華不夠。
只有金榜題名的讀書人才是真正有才華之人,他們才是成功者。
所以,當讀書人科舉失敗後,面臨他們的除了自己內心的痛苦失落外,還有世人的鄙視、輕視、惋惜、同情等等複雜的目光。
《范進中舉》中,范進在中舉之前,他的岳丈胡屠夫經常把他罵得狗血噴頭:
“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鵝肉!”
正是有了這失意時極端屈辱痛苦的經歷,在中舉後,他才會那般欣喜若狂,以至於高興得瘋了。
後人只看到蒲松齡與其《聊齋志異》的光輝,卻鮮少有人留意他的糟糠妻子在他漫長的科舉考試過程中,對家庭重擔的付出,對他無私的支援。
蒲松齡看到了妻子的偉大,在妻子死後寫下了多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詩,感佩她一生的付出與操勞。
他也將這種由衷的感佩,放入了他的著作中。《聊齋志異》中有多個美好的女性形象便是以其妻為原型塑造的。
毫無疑問,蒲松齡的妻子是位賢妻。
但這樣毫無怨言,始終默默支援的賢妻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幸擁有的。
唐代有個叫杜羔的書生,屢試不第。他的妻子劉氏頗有幾分才華,擅長作詩,在他落第歸家前,給他寄了首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因為杜羔多次落榜,他的妻子便羞於見他,叮囑他“
近夜來
”。
字裡行間,說的是其妻對他落第的看法,卻又隱含著周圍人對他的看法,否則又為何叮囑他晚上再回家?
世俗的偏見,外界的壓力,令那些落第者不得不憋著一口氣,繼續走下去。
畢竟,萬一成功了呢?
那就可以一雪前恥,光耀門楣,衣錦還鄉,榮歸故里了啊!
希言說
“劉道然們”不能釋懷,某種程度上,何嘗不是封建社會的全體逼迫。
已成為科舉這座監牢中的局內人,想要脫身,面臨的敵人,除了自己的心魔,還有那個社會無處不在的冷漠和嘲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