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洗白、不抹黑，細看秦的功過是非

1974年3月，陝西省臨潼縣驪山鎮西楊村村民楊志發，偶然間發現了兵馬俑的存在，從此揭開了秦始皇陵塵封千年的秘密。關於秦的功過是非，歷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秦掃六合從而統一中國、拉開了兩千年的大一統帝國的序幕，秦焚書坑儒、二世而亡……賈誼《過秦論》、杜牧《阿房宮賦》、蘇洵《六國論》，都在評述這一段歷史。近年來，大火的電視劇，比如《羋月傳》《大秦賦》等，也都涉及了秦的歷史。今天，我們透過張蔭麟先生的《中國史綱》一書來了解秦統一之後如何經營新的帝國。另外，在何茲全先生的《秦漢史略》一書中，為我們解開了為何古代文人都將秦稱為“暴秦”的原因。

中國史綱

秦自變法以來，侵略所得的土地，大抵直隸君主，大的置郡，小的置縣，郡縣的長官都非世職，也無世祿。始皇沿著成例，每滅一國，便分置若干郡。而秦變法以來新設的少數封區，自從嫪毐和呂不韋的誅竄已完全消滅，既吞併了六國，秦遂成為一個純粹郡縣式的大帝國。當這帝國成立之初，丞相綰主張仿周朝的辦法於燕、齊、楚等僻遠的地方，分封皇子，以便鎮懾，但他的提議給李斯打消了。於是始皇分全國為三十六郡，每郡置守，掌民政；置尉，掌兵事；置監御史，掌監察。這種制度是仿效中央政府的。當時朝裡掌民政的最高官吏有丞相，掌兵事的最高官吏有太尉，掌監察的最高官吏有御史大夫。

在這幅員和組織都是空前的大帝國裡，怎樣永久維持皇室的統治權力，這是始皇滅六國後面對著的空前大問題，且看他如何解答。

帝國成立之初，始皇令全國“大酺”來慶祝（秦法平時是禁三人以上聚飲的）。當眾人還在醉夢的時候，他突然宣佈沒收民間一切的兵器。沒收所得，運到咸陽，鑄成無數大鐘，和十二個各重一千石以上的“金人”，放在宮廷裡。接著他又把全國最豪富的家族共十二萬戶強迫遷到咸陽，放在中央的監視之下，沒有兵器，又沒有錢財，人民怎能夠作得起大亂來？

次年，始皇開始一件空前的大工程，建築脈通全國的“馳道”，分兩條幹線，皆從咸陽出發，其一東達燕、齊，其一南遂吳、楚。道寬五十步，道傍每隔三丈種一株青松，路身築得堅而且厚，遇著容易崩壞的地段，並且打下銅樁。這宏大的工程，乃是始皇的軍事計劃的一部分。他滅六國後防死灰復燃，當然不讓各國餘剩的軍隊留存。但偌大的疆土若把秦國原有的軍隊處處分派駐守，則分不勝分。而且若分得薄，一旦事變猝起，還是不夠應付；若分得厚，寖假會造成外重內輕的局面。始皇不但不肯採用重兵駐防的政策，並且把舊有六國的邊城，除燕、趙北邊的外，統統拆毀了。他讓秦國原有的軍隊，依舊集中在秦國的本部，少數的地方兵只是警察的性質。馳道的建築，為的是任何地方若有叛亂，中央軍可以迅速趕到去平定。歷來創業之主的軍事佈置沒有比始皇更精明的了。

武力的統治不夠，還要加上文化的統治；物質的繳械不夠，還要加上思想的繳械。始皇三十四年，韓非的愚民政策終於實現。先是始皇的朝廷裡，養了七十多個儒生和學者，叫作博士。有一次某博士奉承了始皇一篇頌讚的大文章，始皇讀了甚為高興，另一位博士卻上書責備作者的阿諛，並且是古非今地對於郡縣制度有所批評。始皇徵問李斯的意見，便造成了千古嘆恨的文化浩劫。

正文/張蔭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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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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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中國史綱》

張蔭麟 |著

北京出版社

秦漢史略

秦代農民對國家皇帝的負擔，主要的有田租、賦和徭役。秦的租賦比起前代來是重的，董仲舒說，秦時的“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書·食貨志》說，秦統一後，因為“內興功作，外攘夷狄”，就“收泰半之賦”。人民三分之二的收入要歸統治者所有。

最使人民感覺負擔重的是徭役。這與秦末農民大起義和秦的滅亡都是有直接關係的。董仲舒說：“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的意思是輪流更換，在一定年歲的丁壯男子（漢初一般是自二十三歲到五十六歲），每年要向政府出徭役一個月，叫作更卒。為正一歲是在郡裡做兵，屯戍一歲是到邊疆戍守或去京城宿衛。秦的租賦徭役，固然不一定像董仲舒所說的是二十倍、三十倍於古，但秦的租賦徭役比前代為重，大約是沒有問題的。秦帝國統一後徭役之重，又因下述兩種條件而加強：

一、徭役是直接的力役形態。秦國原是西方一個小國家，境地狹小，農民直接出徭役，無論到都城或者到邊境去，時間都不會過久，事完了就可以回家。秦統一全中國後，帝國境域擴大了，但徭役制度未變，仍然是直接的力役形態，這就有了問題。東南沿海一帶的農民可能要出役到關中或更遠的邊地去，如劉邦是沛人，他就曾因出差到過咸陽。又如後來農民起義時，秦將章邯率秦兵降項羽，項羽的兵因從前出役到秦中，曾受秦人的欺辱，這時都來報復。根據上述事情，我們知道東方很多農民曾經遠役到關中，這樣，往返就要經年亙月，農民的負擔和痛苦就自然加重了。

二、關中、關東條件不同，把施行於關中的徭役制度推行到關東去，也是有問題的。關中人口比較少，土地廣，從商鞅變法以來就獎勵開墾，以法令保護耕戰之士，即小農，所以關中的農民生活條件比較好。荀子曾到過秦國，他稱讚秦國的情況說：“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農民因為生活條件好，就比較地有能力負擔統治者所加的壓迫和剝削。關東土地是比較集中的，很多農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權。《管子·禁藏篇》：“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韓非子·亡徵篇》：“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都反映戰國時關東農民貧富的不均。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本來就已經困難，再加以經年亙月地遠出徭役，當然更無法支援了。

秦代人民生活困苦，加上地主階級剝削，生活就更加痛苦。從戰國以來，商人有產者貴族土地所有制逐漸代替氏族貴族土地所有制。關東的世襲貴族在政治上固以舊身份維持他們的特權，但在經濟上、土地佔有上，他們也都是逐漸向商人有產者貴族土地所有制轉化的；即他們的土地佔有，一方面是靠世襲貴族地位，透過分封而取得，一方面也透過買賣而取得。趙括就是世襲貴族大買田宅的明顯例子。發展到秦代，土地集中的情形已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失去土地的貧民，就不得不去給地主做僱農或佃農。在租稅、徭役、嚴刑酷法和地主剝削下，秦代農民的生活，可以借《漢書·食貨志》和董仲舒的話來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