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有重兵把守的紫禁城能做到滴水不漏嗎？清朝的“快遞員”過著怎樣的生活？我們時常在各種影視作品中看到太監、宮女、守門兵丁、驛遞差役等生活在宮中的小人物，這些宮中人的日常生活其實在宮廷檔案文獻中皆有記載，他們的生活豐富而多采，不僅有宗教寄託，也有喜怒哀樂，甚至有人逃離宮廷、另覓人生。

曾擔任臺灣海洋大學助理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會學院講師的明清史學者王一樵，近期在澎湃問吧回答了網友們關於古代宮廷小人物的相關提問，私家歷史欄目特將部分問答摘錄整理，以饗讀者。

小人物的上升之路

TongY：你好，請問宮廷內部人員分工是否有類似當代的制度化體系呢？

王一樵：

感謝朋友們的提問，科層制度體現在內廷宮人相關機構建制的很多層面。這既是一種官制建制的層級，也是為了實際上的職能運作。簡單來說，明代宮人因事獲罪者不少，加上永樂皇帝因靖難大殺宮人。世宗皇帝對待宮女較為苛責，以及神宗皇帝在位時時有任意處罰宮女，大加責罰之事。因此，明代宮女與女官雖在記載中，明初時有念其年老，護送返回故里的記錄，也有特別放歸宮中朝鮮婦女回籍的事例，但是更多的情況是宮人因事得罪，難以保全性命的不幸故事。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史語所邱仲麟老師的論文。

這一些事例提供我們一個側寫，宮人的生活並不容易，需要一整個有效的群體才能有效運作，並維繫著宮廷日常生活的基本運作。透過史料記載，以及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明廷中宮女們有著比較顯著的向上流的具體現象。明代宮廷之中，擁有較豐富的知識以及較為出色的能力，例如讀書識字等等，可以說宮中女官們是向上晉升的重要條件。宮女們，甚至是包括太監在內，我們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宮中人經由持續學習，培養專門的智識與才能，進一步爬上內廷職位的頂峰。若就宮女與宮中女官們而言，由於工作能力受到朝廷的肯可，較為年長的女官們便有機會成為宮中的資深宮女，文獻中有時稱之為“內廷姥姥”，一般稱之為“姥姥”，也有寫作“老老”或是“婆婆”、“老太”。其中，職司服侍皇帝，每天清晨為皇帝櫛髮梳頭的老宮人地位最是尊榮。清朝沈元欽曾經在《秋燈錄》寫道：“宮女與帝櫛發者為最尊，稱：『管家婆』”。這些管家婆婆們的職務是在宮中各殿服務，平時約束各宮宮人的言行舉止，地位尊榮。就連服飾上也有區別，地位較高的“大管家婆子”的裝束上，則是髮髻盤於頂上，兩旁裝飾金珠釵釧，再於一端用黑紗罩蓋，用來與宮中妃子們有所區別。這一些科層的分化，雖然散見於各種文獻，但也體現了內廷宮人的職能運作情況。這是關於朋友們提出的問題中，比較詳細的一些的細節與解答。

小兔兔：請問您，宮裡的小人物如何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呢？例如廚師、檔案管理、採買？

王一樵：

明代在內廷設館教育內監中官，宣德年間之前只有零星的記載，相關的建制也不甚明晰，梁紹傑先生曾經撰文進行過詳細的研究與考訂。明代內監的教育方面，比較詳細的記載是在明宣宗之時。宣宗於內府設立書堂，內侍於此接受教育培養，提高其學識水平，並以此培育一批服務於內廷、直屬於君王的心腹與機要人員。

另外，英宗正統年間，太監王振則是於司禮監中也設立了書堂，用於培訓內監衙門的辦事人員。包詩卿先生曾撰文相關討論其中的不同。朋友們可以參見梁紹傑、包詩卿先生的學術論文。（包詩卿《明代宦官教育新析》，《史學月刊》（2013），第10期，頁46-54。梁紹傑，《明代內書堂的設立與祖制》，收於李焯然編《趙令揚教授上庠講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

《大明風華》中的高品階的內監

小人物與大人物

衣長衫薄：老師好，請問明嘉靖時期“大禮議”事件中有哪些小人物起到較大的影響的？

王一樵：

朋友提出的問題很有意思。蒙文通先生有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鄰”。歷史事件自然會涉及許多層面，除了大歷史與大敘事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對於小人物的記錄。事實上，“大禮議”之後，餘波盪漾，嘉靖朝後續有關議訂禮制之事甚多，涉及層面甚廣。根據學人們的考訂，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嘉靖祀典考》（現存十卷，共六冊）一書中，應為明世宗所頒訂，但各書目皆未收錄撰著者姓名。該書中卷十收有明世宗所創“親蠶禮”相關禮制詳細規定，甚至包括嘉靖九年皇后主持“親蠶禮”之際，以及當時陪祀命婦的詳細名單。因此，透過這一本不著撰人的《嘉靖祀典考》，我們可以得一窺“大禮議”的後續影響所及，牽涉了一系列的禮制修訂的具體詳細過程。該書更提供了後續議訂禮制過程中的一些詳細名單，有助於學者研究嘉靖朝群臣們對於議禮的討論。我們或許無法直接在史書中得知事件其中涉及的小人物，但我們還是可以由史料文獻中看到事件的後續影響所及，各項禮制有了較大的興革變化，以及參與禮儀與議禮活動中的詳細名單。關於此書的研究，可以參見何淑宜老師的論文《皇權與禮制：明嘉靖朝的郊祀禮改革》。另外，北京大學圖書館另藏有舊鈔本十七卷，亦可參看。

Oxford：皇帝的言行是怎樣被記錄下來的，每時每刻都有史官在皇帝身邊值班記錄嗎？

王一樵：

明清兩代儲存至今的《起居注》較為完整，尤以清代最為齊備，而且有滿、漢文字，可以在文獻記載上相互參證。負責修起居注的官員們，也就是起居注官在皇帝公開的各種活動中均隨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記錄內容廣泛，包括皇帝宮中的諸多言行與當日的重要政事活動等等。魏晉及南北朝多是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另有“修起居注”，“監起居注”等官職，職掌侍從皇帝、記錄皇帝言行。隋代於內史省（即中書省）設“起居舍人”。唐宋又於門下省設定有“起居郎”，以及“起居舍人”分記皇帝言行，這是較為早期的史官制度。元代以來，則是由“給事中”兼修《起居注》。明代初期曾專設起居注官，後漸廢去，但修撰起居注的傳統一直延續。清代則是以翰林、詹事等日講官兼充起居注官，稱之為“日講起居注官”。文獻材料方面，明代的《起居注》儲存至今的有萬曆朝的起居注，可以參考《輯校萬曆起居注》，南炳文與吳彥玲輯校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清代史館制度方面，可以參考王記錄老師的專著《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原朋友們都平安，大家加油。

Cooool：天天耳濡目染，小人物想從政有機會嗎？

王一樵：

關於朋友們的提問，我先作一個簡短的回答。明初永樂皇帝在征服交址安南後，曾經在當地大量徵召能工巧匠與勞動人力，舉家遷至北京興建紫禁城的宮殿建築。永樂帝不僅妥善安排這些來自南方的匠作人員，照顧其生活起居，同時也持續地在交址當地徵召資質秀逸的各種專業人才前往北京，貢獻技能，服務於宮廷各種相關差役。另一方面，永樂帝為了長期培育熟悉宮廷相關政務的專業人力，明廷也徵發了不少交址當地面貌俊秀的男童們送往宮中內廷，妥為教育，讓其讀書識字，接受培訓成為內侍宦宮中的相關專職人才。這一些越南宮人們很是天資聰慧，不僅在宮廷中當值應差的表現出色，甚至漸成一股交址宮人的勢力。而且交址宦官中還出現了不少具有宮廷建築才能的專業內侍太監，在內官監當差服務（例如阮安、阮浪、阮白等人），甚至負責了明代初期紫禁城建設的重要工程任務。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宮中的小人物們或許來自遠方，因緣際會之下，而在宮廷中生活下去。透過長時間的學習，逐漸掌握了專業的知識和技術，成為營造宮廷建築等重要政務的技術人員。其他不同的政務，也有相關的事例，我再逐一補充給大家，一起討論，一起交流。

朋友們提的相關問題，讓我想起了一段《清實錄》裡有關太監蘇培盛的記載。也許大家對蘇培盛的印象是老實護主的勤懇之人，但是實錄裡的文字之中，卻是另一個不同的形象。我們可以看到頗受恩眷的蘇培盛，不僅在“九州清晏”自行飲饌，遇到皇子到來，蘇培盛不僅不知迴避，遵守禮儀，甚至邀請阿哥們同桌共食。阿哥們有的貪嘴，一時失於檢點，便同桌共餐。乾隆皇帝氣憤之餘，曾經留下嚴厲的警告訓誡，並提及了昔日發生在“九州清晏”的事情始末。乾隆帝更提及“似此種種悖亂，不可列舉”。這條史料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記錄，宮人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宮廷的各種作習。宮中人的飲食生活也離不開宮廷，甚至皇子們、阿哥們都有可能會參與其中，同桌共食，一起飲饌。但是宮中生活，一舉一動，都有各式各樣的目光與評價。蘇培盛的例子提供了我們一個宮中人日常生活的側寫，也許他有時候不經意的一言一行，卻在宮廷生活中有了更嚴重的影響與結果。《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一日丙子條下載：“諺雲：“一歲主，百歲奴”。上下之分秩然，豈得以阿哥等年尚衝幼，遂爾怠忽耶！即如蘇培盛，乃一愚昧無知人耳。得蒙皇考加恩，授為宮殿監督領侍，賞賜四品官職，非分已極。乃伊不知惶愧感恩，竟敢肆行狂妄。向日於朕弟兄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莊親王並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島清晏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饌。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復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復在九州島清晏用飯。夫阿哥等一時失於檢點，而蘇培盛狂妄驕恣，公然與皇子等並坐而食。似此種種悖亂，不可列舉，此皆朕躬所親見者也……。“

《甄嬛傳》中的蘇培盛

歷經明清的紫禁城

錢菁菁：整個皇宮大概有多少人？

王一樵：

明清宮廷中生活的具體人數，歷史學者們曾經有不少的討論。實際上，有不少前輩學者有進行過詳細的估算。例如運用明代宮膳帳務的會計記錄，估算每月每年的膳銀數目。又或者利用《明實錄》裡的相關記載來估算明代宮膳的大致金額，再配合其他史料文獻，來推算宮中人員的具體數額。相關研究可以參考史語所邱仲麟老師的論文。邱仲麟，《〈寶日堂雜鈔〉所載萬曆朝宮膳底單考釋》，《明代研究通訊》6（2003），頁1-26。

從相關史料文獻提供的數目來看，明朝宮膳每月平均的開支在一萬兩左右，而相對應的廚役人員也相當驚人，明末雖然崇禎皇帝力行簡省，每月的開支仍然有九千兩上下。關於明代宮廷中的內監人數，以及宮女人數具體數目，邱仲麟老師也曾作過詳細的估算。另外，也可以參考黃仁宇先生的相關研究。

明代的宮人數量有各種說法，康熙皇帝甚至曾在言談中提及有明廷中有數萬人之眾。然而若從《明實錄》等史料記載來看，學者們估計明代的太監人數的加總人數在一萬人之內，而且還要扣除許多因為老弱病疾而退出宮外的中官們，實際數量應該更少。清朝的相關記載中，例如乾隆朝的檔案記錄中，曾提及太監人數約為三千多人。至於明清宮廷中的宮女人數，則是另一個問題，學者們也有相關估計，推算大致的數目。明清兩代，宮膳制度並不一樣，明代的相關會計資料，對於估計宮中人數，頗有參考價值。清代的資料中，多半提及明廷開支龐大，而力求簡省，學者們的推論中，認為宮人具體人數上，相較明代應當有所減少。

熊：關於傳染病“天花”“種牛痘”這種預防方式，是如何發現並利用的？還有傳染病“瘧疾”的特效藥“金雞納霜”，是傳教士帶來的嗎？

王一樵：

朋友提到的問題很有當下的時代意義，有關明清時期的“人痘法”在醫學史、技術史以及東亞各國文化交流上都是一個相當值得重視的研究課題。明代文獻中關於“人痘法”的記載，多半稱之為“神痘法”，而且與“金花聖母”的痘神信仰有關。學術界多半認為明代以來“人痘”接種的技術源起於四川一帶，再向外進行了相關醫學知識的流傳與普及。近年來史語所的前輩學者邱仲麟老師曾對相關議題進行過討論與考證，邱老師指出明代文獻中提及的“種痘”並非是現代語意裡理解的接種之意，反而是指病人染患了天花，曾經得過天花疾病的意思。相較之下，“神痘法”、“神痘”才常見於明代文獻裡的相關記載。現存史料關於“人痘”接種技術的記錄，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天啟五、六年的湖廣衡州府一帶，再東傳至江西。崇禎年間傳至安徽與江南各地。一直到了清代以後，“種痘”才有了現代語意裡近似的含義，表示病人接受了“種痘”。清代文獻中大多稱之為“神痘法”，相關人痘技術傳播更加廣泛，同時相關的痘神傳說也四處流傳。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見邱仲麟老師的兩篇相關論文，《晚明人痘法起源及其傳播的再思考》與《明代以降的痘神廟與痘神信仰》。希望對朋友們有所幫助，也祝大家平安，武漢加油、朋友們加油。

如來彈指：請問，朱棣正式入住紫禁城，舉行了什麼儀式嗎？謝謝！

王一樵：

朋友們的提問很好。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永樂皇帝以北京宗廟宮殿已成，於是日早晨親自太廟祭祀奉安先人神主，並親詣天地壇奉安天帝土皇地祇神主。各項祭祀禮畢之後，永樂皇帝於奉天殿接受朝賀，同時大宴文武百官與四方來使。

Oxford2：到了清朝後期，皇帝和王爺們還會不會滿語？

王一樵：

清代官方對於滿文的使用情況，可以由官方文書檔案來作為討論的重要例證之一。許多涉及民族與宗教事務的重要官方文書中，都可以見到使用滿文記載相關事件始末的記錄。例如清朝官方尋訪轉世靈童方面，便是筆者曾經翻譯過相關滿文件案的一個重要相關事例。《清實錄》記載，道光三十年九月前後，哈勒吉那等人奏報在青海卓札巴一帶訪得章嘉活佛轉世靈童：

卓扎巴地方產生章嘉呼圖克圖呼畢勒罕奏聞一折。章嘉呼圖克圖。系勳舊有為之呼圖克圖。自涅盤以來。已歷四載。茲據哈勒吉那奏稱、所生幼童噶勒成楚克嚕布、據扎薩克喇嘛爵木磋稱、此子似識章嘉呼圖克圖之物。即系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等語。朕聞之殊深欣慰。惟此子甫經九月。尚未能言……。（《清文宗顯皇帝實錄》，卷十七，道光三十年九月。）

但是《清實錄》僅是簡單摘要了哈勒吉那等人（姓名的滿語轉寫：halgina）的漢文奏報。相較之下，哈勒吉那奏報在卓札巴地方尋訪到章嘉活佛轉世靈童的滿文奏摺中，對於事件的詳細經過，則有更為詳細的過程說明。哈勤吉那在滿文奏摺中詳細報告，從道光二十六年章嘉活佛辭世，眾人便奉旨尋訪轉世靈童，包括了章嘉活佛的弟子扎薩克喇嘛爵木磋（姓名的滿語轉寫：jasaka lama jiyamat？o），以及吹布臧呼圖克圖等人也在內，隨同出訪。一直到四年後，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奉旨四處尋訪章嘉國師轉世靈童的一行人等，才在吹布臧寺東邊的氈屋（滿語寫作：maikan，也就是氈屋）中尋訪到了一個才出生九個月的俊秀男孩子。（參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月折包》，文獻編號：174684，道光30年09月18日，奏為訪出章嘉呼圖克圖呼畢勒罕等由（滿文））。

透過這一件滿文奏摺，我們可以知曉滿文在道光朝處理民族、宗教事務上，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清朝官方的公文書中，滿文依然被使用在許多政務的處理上，提供朝廷各種重要的訊息，以供施政上的參考與依據。

Oxford：道光皇帝與大臣們對西方真的是一無所知嗎？

王一樵：

透過域外史料文獻，例如燕行錄等朝鮮使節文書，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記載，也包括了朝鮮使臣們對於清朝皇帝的觀察。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對於嘉慶皇帝、道光皇帝的評價等等。我們可以透過相關的觀察與記錄文字，對朋友們提出的問題，作出一些不同的思索。我再慢慢將史料整理提供出來，大家可以交流想法與意見。

江戶時代有不少商人幫助幕府打聽清朝與西洋列強的訊息與重要情報，甚至想辦法將一些鴉片戰爭的見聞、英國軍艦與兵士們的影象，以及相關的文書記載，輾轉帶至日本，重新刊行成《海外新話》的事例。岸本美緒教授曾有相關的研究。岸本教授在研究《海外新話》版本內容時，發現到此書內容大都來自於一本作者與出版情況不明的《夷匪犯境錄》。透過許多旁證與書中內容的互動比勘，岸本推測《夷匪犯境錄》實系蘇州一帶幕友的工作日誌，後來輾轉地被當地的幕友與從事跨國貿易的中國商人蒐集整理，被帶至長崎。最後，《夷匪犯境錄》被日本藩士嶺田楓江（1817-1883）編成《海外新話》，刊印出版。此書雖被德川幕府列為禁書，但卻被幕末志士、農民與商人階層私下傳抄。透過各種翻抄與再編輯活動的引介下，《海外新話》最終成為幕末時期瞭解西方的一項重要思想資源。《夷匪犯境錄》的流傳，更是曲折離奇，此書在晚清時又再次傳回中國。關於《海外新話》的相關研究可參考：［日］森睦彥，《海外新話の刊行事情》，收於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刊行會編，《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図書學論集》（東京：三省堂，1973），頁18-23。

朝鮮使臣觀察到清代北京在很早以前市面上的洋貨就很常見，數量甚多。而一般以為這個應該是發生在晚清的事情了，但是朝鮮使臣透過第一手的觀察，發現到京師市集中的洋貨很多。朝鮮使節往往參訪北京的幾個比較大的教堂，看看裡面的西洋管風琴以及天主堂中的各種陳設等等，可以說朝鮮使節們在當時對於北京的洋人都有一定的觀察，記錄下他們所見到的西洋事物。道光年間以後，朝鮮使臣們的策略慢慢變得不一樣了，他們開始主動拜訪人，特別是主動拜訪關心一些在京城中講求經世致用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可以說是朝鮮使節們瞭解世界的訊息視窗。東亞各國的使節們開始把北京當作打聽訊息，尤其是瞭解西洋物事的重要視窗。這其中反映了不僅是東亞各國的使節們開始關心西學的問題，關心西洋各國對於東方的企圖，以及東亞各國國家力量在世界列國之中的虛實強弱等等。

《如懿傳》中的西洋鍾

Oxford：清朝末年，西洋產品開始進入宮廷，比如汽車、腳踏車、相機等，那麼這些西洋產品的操作者、維護者是經過訓練的太監還是外請來的技工？

王一樵：

這個問題很有趣，但事實上西洋產品進入清朝宮廷的時間很早，甚至宮廷中也有西洋匠人負責在造辦處專責處理鐘錶的相關技術以及仿製等相關工作。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的“銅鍍金寫字人鍾”，就是一個很有趣的西洋鐘錶產品，而相關的檔案文獻，正好可以解答朋友們提出的問題。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中有不少案件記載，提及傳旨由西洋人認看物品的記載，有的時候是丸藥，有的是時候甚至是認看鑄造銅器所使用的特殊礦石。相關的記載，例如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太監胡世傑交來銅盒一件，內盛丸藥，傳旨交由西洋人認看。另外，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太監胡世傑傳旨將礦石交由西洋人認看，識別是否合適用於鑄鈴。檔案記載西洋人解釋相關製作方法，說此礦石在西洋甕濟里亞國近來各國多有此物，主要生於金銀銅鉛各項礦內，惟銀礦鉛礦內生產更多。鑄鐘材料中，若用紅銅一百斤錫二十斤或二十五斤，其中加入二斤，一同鎔化做成鍾，聲音則更為清亮。（相關記載可參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冊25、冊34的相關記載）。

有關燒造器物的技術方面，清代宮廷檔案中也記載，造辦處曾奉旨意，特向西洋匠人學習技術。例如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前後，造辦處奉上諭，有關燒造活計製作顏色不能如西洋人所作一般，旨意要求問明如何燒造，命造處辦向西洋人學習。另外，還有關於西洋貢進藥物的使用說明，以及識別的相關問題方面。相關記載，例如乾隆十四年，旨意命西洋人識別銅蓋水晶保心石盒中所裝保心石一物，西洋人答以保心石原治弱症，系陳年之物，不可使得。以及乾隆五十年四月前後，命西洋人索德超識認丁香油、檀香油等物，並由其寫明“治方說語折片”呈覽。（可參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中的相關記載）。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的文獻記錄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對於這一件“銅鍍金寫字人鍾”的喜愛，特別將這一件來自英國皇家的禮物陳設在寧壽宮樂壽堂中，作為晚年日常生活居所中的一件重要鐘錶陳設。實際的運用層面上，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一些有趣之處。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前後，乾隆帝特有旨意，由太監鄂魯裡傳旨要求內務府造辦處如意館的西洋鐘錶匠德天賜、巴茂止等人依樣仿造一隻西洋寫字人鍾，並且在細節方面，立求精進，設計更為精巧的功能。乾隆皇帝期許內廷如意館匠人們製造的“寫字人陳設鍾”能在技藝更上一層樓。而由檔案文獻中，我們也看到了如意館之中從事鐘錶相關業務的西洋匠人們的工作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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