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不平等條約，每每想起，總是令人義憤填膺。關於《南京條約》中的“協定關稅”，

在英國的對華條約草案中是“中國的皇帝陛下公佈一套公平的、適用於所有通商口岸的關稅定例”，為什麼最後變成了《南京條約》中的“中英雙

方英

商進出口貨物的稅款”？

一、稅收費用高，提議新稅則

清初實行海禁政策，嚴禁沿海居民私底下與外國商人貿易。直到1684 年，收復臺灣後，

康熙帝下令開放海禁政策，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等四省設立海關，設定專門機構負責海洋貿易和徵收關稅的事務。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清政府只能在稅收上下功夫。海關稅條目分為正稅和雜稅。正稅包括船稅和貨稅等，例如船稅的標準是根據船的大小，據《粵海關志》記載，當時廣東海關制定的商船收稅標準不一，西洋商船的稅收明顯高於東洋。除了船稅和貨稅，還有諸如繳送、火耗、平餘等的附加稅，上繳數額甚至比正稅還高。

英商進出口貨物除了需要繳納高於東洋商船的船稅和貨稅，還要支付條目眾多的雜稅。

針對海關稅收高的問題，英國鴉片戰爭後的對華條約中趁機提出自己的方案：如果中方不同意割讓沿海島嶼，可以有五個交換條件，其中一個是：清政府制定一套規範的進出口關稅則例並公佈出來，之後按照條例收稅，不得再額外收費。

英國方面的本意是希望清政府摒除海關征收中的各種

陋規

，將關稅公平化、公開化

。

二、制定新稅則 中英共議定

關於海關稅收的內容，英文版的規定翻譯為現代漢語：

中國製定一部公平的、正式的、適用於所有的通商口岸的進出口關稅條例並公諸於眾

，但在《南京條約》的中文字第十款規定卻有所不同：

秉公議定各通商口岸的進出口稅收並將其公佈出來。

雖然說，“秉公議定”的原意為清政府應秉承“公平”的原則制定新的關稅條例，這一條款符合巴麥尊對華條約的草案，滿足了英國的要求。

雖然從字面上看，清政府依舊掌握關稅條例的制定權和公佈權，但是“議定”二字的含義中有“商議決定”的意味，留下無窮後患。

在復照過程中，璞鼎查發現了第十一項關於海關稅則的內容：福州等口岸關稅稅率不一，應該對照廣東海關輸稅章程，重新擬定稅收條例。

這則規定違反了《南京條約》中所說的“秉公議定新海關稅則”，

但是他沒有當面指出問題，而是哄騙耆英說：“如果稅收定得太高就有偷稅漏稅的危害，如果稅收定得太低，就沒有收稅的必要了，所以雙方進行談判討論”。

耆英何許人也？鴉片戰爭的時候，朝廷出現以林則徐為代表的剿夷派和以穆彰阿、耆英為首的撫夷派。為了安撫，耆英竭盡全力與璞鼎查套近乎：饋贈厚禮，還想過收養璞鼎查的兒子為義子，好友變親戚。

一心討好的耆英在英國提出重新商討關稅的時候，壓根不會去注意條約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就這樣步入陷阱。

1843年1月，中英海關稅則的談判在廣州正式開始。中方有備而來，提出方案是：提高茶葉、棉花等熱門商品的稅率，降低冷門貨物的稅率。

3月，伊里布病故，廣東按察使黃恩彤和鹹齡對英方代表表示，可以到香港“商談”稅收事宜。關稅問題從此開始由中英雙方“議定”。

這次談判中，英方同意中方“提高大宗、降低冷門”的方案。

三、無知者無畏 丟關稅主權

1843年7月，新稅則基本確定下來。天朝大員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撿了大便宜，僅茶葉一項，每年就可以增加約110萬兩銀子。

中英在香港議定新稅則後，由於從奏報朝廷到戶部批准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一心“抱大腿”的耆英決定先斬後奏：璞鼎查先在香港公佈新的海關稅則，之後耆英將這個新稅則奏報朝廷，由戶部核議批准。

耆英的這種做法無疑是“自毀長城”，置國家的尊嚴和顏面於何地！

原本可以自主決定的關稅，現在竟然變成了與別國“共同議定”關稅。原本規定的“清政府掌握公佈條例的主動權”被無知的耆英白送給了英國。

負責談判的官員還沾沾自喜於每年多增加三倍以上的稅收，絲毫沒有考慮到白花花的銀子背後到底失去了什麼。

客觀地說，在此次談判中，英國趁機獲得了此次關稅條例的“議定權”，但是在《海關稅則》中，並沒有明文規定中國的關稅須由雙方協定。

在新稅則制定和公佈的過程中，雖然負責談判的官員們在英方的威逼利誘、硬攻軟套中傻傻地將制定權奉送給英方，但是至少在國家條約的層面上，清政府的關稅主權並沒有被剝奪。

真正導致關稅主權喪失的，是中英的最惠國待遇條約協定。

中美雙方的《望廈條約》規定：如果中國想要修改稅則，就必須與美國共同商議之後決定。三個多月後，法國也來“分一杯羹”，與清政府簽訂《黃埔條約》，規定中國修改稅則，要與法國商議後，法國同意了，才能修改稅則。

《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是在法律層面規定了美國和法國分別獲得了中國的關稅協定權，列強就這樣簡單粗暴地剝奪了中國人自行決定關稅的權利。

雖然中英之間簽訂的所有條約中都沒有協定關稅的條款，但是，1843年中英的《虎門條約》規定了英國獲得片面最惠國待遇。美國、法國所獲得的特權，英國也要擁有同等的特權。

幾經周折，英國託美國和法國的福，也獲得了協定關稅的權利。

蔣廷黻先生指出：“《南京條約》簽訂後，當時的人最扼腕痛心的莫過於五口通商，中國閉關的大門被迫開啟。其實最應該讓人痛心疾首的應該是協定關稅。無知者無畏！

從“制定稅則”到“秉公議定條例”再到“一體均沾，協定關稅”，關稅主權丟失的背後充斥著近代國家主權意識過於淺薄的悲哀。

1928年，中英兩國政府又在南京簽訂條約，取消協定關稅，丟失了86年的關稅主權再一次回到了中國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