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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為什麼要依照漢族傳統的宗法制度來進行代人姓族的判別，並將其與漢人士族一道納入到新的門閥序列當中去？應當說，這既和孝文帝本身對漢文化的欽慕有關，也和孝文帝改革所追求的政治轉型有關。

孝文帝本人欽慕漢文化，從小就在文明太后身邊接受漢化教育和儒家宗法觀念的薰陶，“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除”。

幼時的教育，加上身邊又有李衝、李彪等飽學之士，造就了孝文帝傑出的文才經術，《魏書》卷七下《孝文帝紀下》載：

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有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餘篇。

具有較高漢化水平的孝文帝，對魏晉以來的門閥政治十分感興趣，曾和李衝、李彪、韓顯宗等漢人名士進行過充分討論，流露出欽慕南朝門閥政治的傾向。《魏書》卷六十《韓麒麟傳》載：

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衝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為治’。衝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衝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衝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就連李衝也對孝文帝“專崇門品”的熱衷態度表示不太理解，而李彪、韓顯宗等人顯然更認可“選賢與能”的選人辦法，對孝文帝所欽慕的“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專以門地”等選人的傾向也並不完全認可，可孝文帝卻表現出強烈的欽慕門閥政治的態度。

孝文帝還對北魏以來“用人惟才”的現象持批評態度，《魏書》卷五十九《劉昶傳》載：“我國家昔在恆、代，隨時製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樸，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

對“專以門第”的欽慕，和對用人惟才的批評，一正一反，充分表達了孝文帝試圖仿效南朝，建立世族門閥社會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