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三個比較混亂的時期，其政權不斷地變化。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佔據北方，南方十國互相交戰。北方年年打仗，中原經濟遭受了極大的破壞。北方百姓不斷南遷，為南方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本、文化知識。

北方統治階層不斷地加稅

北方統治者為了供養軍隊、湊足戰費，收取各種賦稅、徵調各種勞役。又因各種天災使得百姓生活質量大幅度下降。北方統治者把目光放到了“貨幣改革”上，他們不斷地透過各種“幣制改革”賺取利潤，從而擁有了軍費。

他們的貨幣掠奪方式比較簡單，例如貨幣構造比重調整、貨幣重量與幣值關係調整、貨幣與糧食之間兌換比例調整等。除了調整貨幣外，還利用各種手段增加稅收。其手段之無恥，讓人側目。

令人好笑的牛皮稅——敢販賣一寸殺頭

隨著軍費增長，其冷兵器的價格也變得越來越高。一支弩的製造成本相當於一名禁兵的一兩個月的俸錢。構造冷兵器中需要牛皮，為此牛皮的價格越來越高。牛皮是製造鎧甲、兵器的必需品。

五代時期，農民的生產生活都非常艱辛，人都難以養活，牛就更難了。徵收牛皮，唐朝及之前的朝代往往是給予一定的徵稅減稅或者給鹽。但到了五代時期，統治者則嘴一撇：貢獻牛皮是你們的責任，只有軍人的裝備全了，能打仗了，你們這些農民才有可能種好地，收糧食呀。有國才有家。

既然是責任了，那就是純粹給予。沒有牛皮怎麼辦？我們關係好，私下借賣給你繳稅還不好？不行！都有牛皮了，我咋多徵稅呀——沒有牛皮多交幾倍的稅。為了防止百姓間的互相幫助，五代政權規定：凡是誰敢私下買一寸牛皮者，殺無赦！

正是因為北方統治者的荒淫無度，導致他們忽視政權建設、民生建設。之前的梁、唐、晉、漢政權統治下勞動力匱乏嚴重，造成大量農田荒蕪、水利設施長期失修，這又使得黃河等河流泛濫成災。再加上，契丹不斷地南下，北方大量人口逃往南方。

相比北方各政權來說，南方各統治者在五代十國前期相對要輕。

鹽是掠奪軍費的最主要物件

正因為缺少軍費，各個統治者往往對軍紀管束比較松，兵匪兵匪完全是對他們的公正評價。統治者為了讓軍人們給自己打勝仗，往往獎勵打勝仗的兵士——縱掠某天。一天、三天、甚至十天。在這些時間內，你幹什麼都行，燒殺搶掠做什麼都不管，寶貝搶到了都是自己的。

例如後唐明宗李嗣源、後周太祖郭威奪取天下後，都是縱兵大掠10天；南漢劉晟率兵船更是做起了“國家海盜”，專門搶奪外貿商人。

除此之外，“鹽鐵專賣”就成了相對和平時期，對百姓進行掠奪的最重要方式。

鹽這種東西，雖然售價低，但生產成本比較低，而且鹽是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必須品。如此積少成多，必然是割據政權最主要的掠奪方式。

後梁採用唐制——百姓生產、官方收集、商人運輸並銷售。

後唐——百姓中的鹽民生產要交稅，每鬥鹽鹽稅一斗五升米。普通百姓則按每戶二百文到一千文不等的鹽稅。

後晉——過、住兩課法，重徵鹽稅。

後漢——青鹽一石，抽稅一千文；且加徵食鹽稅。

後周——青鹽一石鹽稅八百文，白鹽一石五百文。

商人出身的柴世宗在北方大力支援商業並徵收商業稅，促進了後周的實力積澱

就在天下處在混亂當中，統一北方的個政權遞轉到周，史稱後周。後周的皇帝先是郭威，郭威死後其外甥、義子柴榮繼位。柴榮自幼就投身商業活動，因此，對商人的作用比較重視，在其統治下對商人的商業活動比較支援。由此，北方的商業慢慢增長起來。

中國的農業農民只要有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就會緩慢發展。農業發展之後，自然帶動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由此，為了軍費就會有商業稅。唐末時期，政府就已經對商業稅比較重視。只不過是臨時的稅收。

周世宗繼位後將臨時的商業稅徵收“榷率”變成國稅，同時設立了相應的稅務徵收機構。對徵收的稅目範圍進行縮編。在世宗之前，各個政權徵收的各種商業稅品類繁多，例如有：關稅、市稅、茶稅、商旅通行稅、油稅、蔬果稅、桑稅、橋道錢、牛租等。

為了防止偷稅漏稅，各個政權都廣設關卡，重複徵稅的現象非常普遍。周世宗則大量減少關卡，由此成為五代時期商業稅徵收最優越的時期。同時，北方和南方政權之間的交流也有所擴大，這又促進了北方的交流。

正是因為周世宗對商業稅降低，促進了各行各業的發展，為未來宋朝基本統一天下營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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