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史彌遠，其罪惡尤在奸相秦檜之上。秦檜在宋高宗朝，兩度為相十九年，輔佐高宗趙構一心對金屈辱求和，把持朝政，排除異己，以“莫須有”罪名冤殺抗金名將岳飛，倍受時人和後世深惡痛絕。而史彌遠奸巧猾人，依託主戰的丞相韓侂冑而起，卻也一味求和，應金人之意，矯詔與楊皇后密謀在玉津園擊殺韓侂冑，向金人求和，達成的嘉定和議，更甚於以往的紹興和議；違背宋寧宗遺願，廢害太子趙竑，改立從民間尋來的趙昀為帝，是為宋理宗。

從宋理宗嘉定元年起，一直到宋寧宗紹定六年止，史彌遠為相26年，把持朝政，隻手遮天，宋理宗只是傀儡。他當政期間，對金採取屈服妥協，對南宋人民則瘋狂掠奪。他招權納賄，貨賂公行。還大量印造新會子，不再以金﹑銀﹑銅錢兌換，而只以新會子兌換舊會子，並且把舊會子折價一半。致使會子充斥，幣值跌落，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死後被宋理宗追封衛王，諡忠獻。諡號竟與奸相秦檜相同。史彌遠奸惡尤甚於奸相秦檜，那為什麼他沒被編入《奸臣傳》呢？

史彌遠殺韓侂冑與秦檜害岳飛不同。我們知道，岳飛是南宋主戰派的代表，是抗金的民族大英雄，不貪色，不愛財，“餓死不虜掠，凍死不拆屋”，一心為恢復“舊山河”而戰，其英雄業績，使倍受“靖康之恥”的宋人最感崇敬，最得人心。北宋宏業不遠，南宋偏安一隅，且倍受欺辱，當此雪恥復仇怒火正烈之際，秦檜卻冒天下之大不韙，暗承高宗之意，冤殺岳飛，惹得天怒人怨，自然秦檜成了千夫所指的朝廷奸臣，歷史罪人。

而韓侂冑雖與岳飛一樣屬主戰派，為岳飛平反，奏封岳飛為鄂王，但他為相卻把持朝權，一手遮天，大搞慶元黨禁，獨斷專行，黨同伐異，殺害正臣趙汝愚，甚至借北伐之名行專權之實，對將領也肆意處罰；利用北伐募名募利，致使在組織不力的情況下冒然北伐，以致大敗虧輸；其發動的開禧北伐也引起南宋弊端凸現、財政拮据、士心不一，各種矛盾激化。開禧北伐的失敗，使宋朝君臣對戰勝金軍、收復中原已失去信心，韓侂冑的威望也因而嚴重受挫。這讓不少日漸遠離靖康之恥的宋人感到伐金無望，不如就此苟安為好。韓侂冑也只好遣使議和，金方提出以獻上韓侂冑首級作為議和的前提，這理所當然遭到韓侂冑的拒絕。在這種形勢下，朝中主和派又佔上風，史彌遠正是迎合了這種形勢，謀殺韓侂冑，與金人達成了嘉定和議。而且史彌遠雖屬主和派，卻依然崇敬岳飛，奏請給岳飛上忠武諡號。他的所作所為，也讓當時不少人能理解接受，也心平氣順了不少。

史彌遠非常尊敬重用當時理學名人。嘉定議和不久，史彌遠就接受理學人士劉爚“薦引諸賢”的建議，罷除學禁，為韓侂冑執政時遭罷斥的大臣趙汝愚、呂祖謙等人復官，召林大中、樓鑰等故老十五人入朝；還表彰理學大家朱熹，為其追贈太師官號和信國公爵位，起用了真德秀、魏了翁、楊簡、李心傳等諸多理學人士，還對在嘉定年間不符合賜諡條件的理學家朱熹、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分別特賜諡號為文、元、純、正、明，提高理學派的地位，從而獲得了不少理學人士的好感和擁戴；面對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對他擅自廢殺太子趙竑，矯詔扶立宋理宗的不滿，也只是以“謗訕”、“誣詆”的罪名給予其閒職了事。史彌遠一直推崇重用理學人士，提高理學地位，自然也贏得了理學人士的好感。

史彌遠身後有得力的護庇人。雖然史彌遠錘殺韓侂冑，與金國屈辱議和；重用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和李知孝、梁成大、莫澤等“四木三兇”親信之人，幫其排斥異己；矯詔廢害太子，擅立宋理宗趙昀，干擾皇統的繼立，比南宋權臣秦檜更為過份。當秦檜察覺身為皇子的宋孝宗經常與自己作對時，他最後卻並沒有陰謀改變宋孝宗皇位繼承者的身份，而史彌遠卻做到了。但史彌遠並不像秦檜那樣，一人為相全家受封顯貴，儘管他做權相26年，他的家人卻沒有大量得到朝廷顯祿；他為人奸猾溫和，更不像韓侂冑那樣盛氣凌人，峰芒太露。

同時呢，史彌遠擁立宋理宗，宋理宗自然感恩，史彌遠在理宗朝為相九年，理宗甘願做傀儡；史彌遠死後，不少人彈劾史彌遠為奸臣，應給予貶斥，理宗都不予理會。史彌遠臨終還將相位交給了他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鄭清之。鄭清之做宰相後，很注重引用正人君子，宋理宗在位的中期，賢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諮夔等人都得到了重用，時稱“端平更化”，堪比北宋仁宗的元祐之治。作為鄭清之的提攜人，史彌遠自然也不會得到清算。

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史彌遠的奸猾做事，在朝中善打組合拳，不僅生能當權相26年，死後也得到他一手扶持者的庇護，得以善終。再加史彌遠一直倡導理學，史彌遠死後不久，理學又被確定為南宋官方的統治思想，宋末及元代一些理學人士都對他心懷感激之情。

在元代理學人士參與修撰的《宋史》中，史彌遠不僅沒有被列入《奸臣傳》，而且在《史彌遠傳》中也竭力為他進行粉飾，陰謀殺害韓侂冑被寫成俠肝義膽，違反寧宗遺志非法扶立理宗也被寫得名正言順，至於降金乞和則隻字未提。對其罪惡，僅在傳末用“廢濟王，非寧宗意。……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雲”等數句貶語以作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