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鐵路問事以來，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可謂是舉足輕重。鴉片戰爭以後，在西方列強的武力壓迫下，清政府被迫開埠。此後，隨著西方列強加大對中國的掠奪，大量先進的科技也進入了中國，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了。與此同時，清政府為了延續統治，也著手進行了清末新政。而建設自己的鐵路就是其中重要一項。可惜的是，當時清政府已經日暮西山，就連方便清廷運兵運糧的津鎮鐵路，也在英國的干預下，改成了津浦鐵路。

其實津浦鐵路的前身津鎮鐵路，早於1898年1月時，就由當時清代江蘇補用道候補知府容閎（清代首位赴美留學生）向總理衙門提出，可由於當時清廷官場的腐敗內鬥，致使此項提議最終被否決。

其實當時清廷喪失修建鐵路自主權的又何止是津鎮鐵路呢？經過數十年的侵佔掠奪，英國人早已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可英國人對此還不滿足，還想獲得更大的利益遂於1897年向清廷提出，要修建滬寧及蘇杭甬鐵路。英國人的提議是當時行將就木的清廷無法阻止的，迫於英國的壓力以及清廷需要英國人的資金來維護統治，遂於次年9月接受了英國的提議，同意其在浙江擴張勢力，而當時擴張勢力的載體就是修建鐵路了。

畢竟當時清廷連通往富庶江南的鐵路都保不住，更何況更偏遠些且被“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呢。

對於英國的狼子野心，江浙兩省紳商士民們最終透過不懈努力，最終逼迫清廷同由江浙民眾自行籌款修建鐵路。最終在江浙兩省眾多國人的共同支援和努力下，浙江首條鐵路—江墅鐵路於1907年8月23日正式通車。

其實當時不管清廷重不重視對浙江的發展建設，最終浙江人仍然能靠自己的奮鬥走上富強之路。

浙江土地最肥沃的地區，就是浙北的平原地帶。受到富春江灌溉的浙北平原，河道穩定，土壤肥沃，在古代有著很高的農業潛力。遠古時期在南方自主進化出文明的良渚人，在來到富春江附近後就對這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社會。

可惜的是該區域由於位於吳越交界處，故這裡經常爆發爭端和戰爭，就致使良田本就不多的富春江流域的農業發展更加緩慢了。更何況當時越人也不怎麼注重農業生產，畢竟起初越人的農耕技術還是學習吳人的，當楚國再次復興向東擴張時，實力不敵的越人只能再次退回東方了，隨著越國綜合實力的全面下降，致使原本擅長農耕的越人也放棄了祖先好不容易學來的技術。

其次制約浙江發展的，就是著名的錢塘江了。長期侵襲浙江僅有的農田了。位於富春江下游的錢塘江，由於受到海洋的影響，致使其河道經常擺動，嚴重影響到了浙北平原、寧紹平原的農業生產。這個問題直到清康乾時期，在錢塘江原有石砌海塘的基礎上修建了魚鱗大石塘，這才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真正解決錢塘江問題的，還要到新中國成立後。

錢塘江大潮，現如今是很好的旅遊資源

其實在古代這就是一個大禍害。

除此之外，還有行政方面對浙江發展的影響了。在秦漢時期，為了有效鞏固帝國的統治以及更好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原因，歷任帝王無不命令各個地方的豪紳大族前往西北京城。而作為帝國內的一員，浙江自然也要服從於帝國中央。於是在種種原因綜合作用下，秦漢時期浙江的經濟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了。

雖然秦漢時期浙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可這並不能影響到浙江人艱苦奮鬥、善於經營的天性。

當鮮有的平原地區受制於海侵、江侵無法得到很好的發展時，故浙江人只能向上遊山地地區和下海討生活了，而古代浙江人想要繁衍生息難免要往這兩個本不適於人類生存的地區去拓展。事實上，受越文明影響的浙江人起初就是發源於浙江複雜的山地中，並在與漲落不斷的大潮的搏鬥中逐漸掌握了海洋知識。平原、山地、海洋，三種不同的文明形態在浙江神奇地共存了。

其實先秦時期浙人的主要聚居地還有四個：甌江流域的溫州、衢江流域的衢州、椒江下游的台州以及夾在溫州和浙北之間的舟山了。其實只要瞭解和去過浙江全省的朋友們，就會發現其實溫臺兩州屬於平原地區，衢州金華給浙江文化提供了山地成分，而舟山區域則賦予了浙江海洋文明。山地、海洋和平原共同組成了浙江。

浙江內部多樣的地形，自然也就帶來了多樣的特產。農田裡的糧食、果蔬，山區裡的獵物、菌菇以及海洋裡的海鮮、魚類，共同養育了浙江民族。由於浙江多樣獨特、緊密相連的地理環境，只要浙江先民們發現了他們沒有的食材或者貨物，就會進行交換和買賣。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透過日趨頻繁的商貿活動，浙江人對商業也越來越熟知了，浙江人也就在潛移默化當中，鍛鍊了經商能力。

事實上早在良渚時期，浙江地區商貿活動存在了，而且根據證實，良渚時期的商業貿易還頗為專業。據考古發現，在良渚遺址中大量發現了玉石器具，而良渚文明核心區域並不盛產玉石，這也充分說明了在良渚時期，就已經部分浙江先民成為專職商人了。複雜而多元的地形與物產，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業氛圍。

雖然時代限制了浙江的發展，與此同時也給與了浙江更多發展的機會。

而第一個發展其實就是三國西晉時期，當北方戰爭頻發時，大量掌握農耕冶鐵技術的中原人來到了江東，而後透過數百年的發展，浙江在內的江南迎來了第一個發展高峰期，且在全中國的經濟地位不斷提高。在隋唐時期，縱使出於政治慣性，致使帝國核心區域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可隨著關中平原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越來越嚴重，隨之帝國也越來越需要江南的補血了。在這期間，地勢險峻的浙江人也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那就是上山下海了。

但政經中心分開的局面並不是長久之計，從越來越富饒的南方透過漕運向北方供應生存資源是必須的。於是京杭大運河就應運而生了。最早的京杭大運河是從杭州修到的洛陽，而且透過廣通渠還能勉強進入關中，為長安、洛陽兩都提供物資。

自從隋煬帝修建京杭大運河後，擅長尋找商機的浙江人迅速轉變了。起初浙江人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內開展貿易，而京杭大運河的到來，徹底打開了浙江人經商的任督六脈，至此浙江人生意做得越來越大。作為稅賦重鎮的江浙兩地，其實在南方經濟中心向北方政治中心輸血的過程中，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江淮負責輸糧而浙江負責繳稅。中國歷史上的大商幫有很多，陝商、晉商、徽商、揚州鹽商都在其列。但這些商業鉅子往往是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因為一些特殊的貨物需求而崛起的。眾所周知，沒有實業而只靠單一商業是無法長遠發展的。而浙商就不一樣了，由於浙江地貌的多樣性，讓浙江的原始產業結構也變得多樣。

由丘陵地帶貢獻的茶葉、絲織物、藥材等名產，都是中國人優質生活的剛需。雖說南邊的福建也有不少類似的產品，但福建的交通比起浙江來實在太過閉塞。

浙江人會致富天下皆知。比之福建人的到外面討生活的生意經，浙江人的經營模式更加多樣，從穩定的農耕，到漂泊的海商，從個體經營的工藝品，到與官方合作的大軍火，歷史上的浙江商人涉獵範圍之廣，令人嘖嘖稱奇。

而耕地面積小一些的浙江，尤其是浙北，由於背靠丘陵的緣故，相比較糧食作物來，浙北更適合種植一些經濟作物。浙江的地確實不太適合種穀稻，卻事宜生長茶樹、桑蠶和藥材，這讓茶葉、絲綢和草藥成為了浙江主要的貿易貨物。不過即使人口眾多如京城，也無法完全消化浙江貨物。故除了供應京城使用之外，浙江剩餘的經濟產品自然就流入更加廣闊的民間貿易市場了。與此同時，也讓浙江成為中國最早萌發資產主義的地區之一，而浙江草市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表現。

其實引領浙江人大規模下海討生活的，是近代中國被強制開埠之後的事情。歐洲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國門時，也讓浙江人尤其是寧波人明白了究竟什麼是海洋貿易了，也就在這一時期，大量浙江人來到了大上海謀求發展。

此時的上海灘，除了浙江寧波人在進行經商外，蘇州商人也參與其中。這兩個著名商幫雖然在同一片區域經商，可這兩者之間合作大於競爭。畢竟長期以來，蘇州商人更擅長於經營內陸市場，且掌握了豐厚的政治資源和積累了大量原始財富。

而寧波商幫卻不是這趟，他們更傾向於對外發展互通有無，尤其是西方列強重視的海洋貿易。而當浙江人將經商本領放在了海洋上時，沒過多久浙商就成為了中國第一商幫。時至今日，浙商的傳奇仍然在持續。縱使皮革廠倒閉了，浙商仍然能把包賣出去清空庫存。

當時寧波商幫雖然和蘇州商幫長期合作，可兩者之間也有競爭，那就是上海灘的華商中，究竟以誰為首了。不過最終還是寧波商幫佔據了上風。比如被稱為“中國第一商會”的上海總商會，表面上看是在滬所有商人共同組成的，可這個商會的創辦人就是浙江人嚴信厚，且商會對外發聲的全部實權，都掌握在了寧波商幫的手中。也正是由此，當時上海灘商業界的風流人物，很多都是寧波商人。

其實寧波商人不僅在實體商業上做得風聲水起，且在金融方面發展迅速。在20世紀初的上海金融界，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的就是以寧波人為主的浙商集團。畢竟當時上海攤的7家大銀行中，除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外，其餘的中國通商銀行、大清銀行上海分行、浙江銀行上海分行、四明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信誠銀行，要麼是浙江人創辦的，要麼其銀行經理職業是浙江籍商人。

正是由於浙商把天賜的浙江平原、丘陵和海洋資源融為一體，並將其發揮到極致，這才成就了浙江集團在近代中國是神一般的存在。

其實浙商的傳奇到這裡還沒有完。

在經歷了戰亂和幾十年嚴格的商業管制之後，浙江商人在改革開放之後再次甦醒了過來。溫州人在經歷了長期的貧困之後，窮則思變，將小打小鬧的商業變成了遍佈全國的商業帝國。只是這次浙商的成功模式，更像是隔壁的福建商人。

今日的浙江，是中國少數幾個經濟差異最小的省級行政區。其實就連浙江農民的收入，也一直是全國最高的。曾為浙江經濟窪地的義烏，透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中國快遞發包量最大的城市。也讓普天之下知道了義烏不僅有能征善戰的戚家軍，還有經商有走遍天下的義烏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