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幾天就是中華民族最為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春節不僅是一個標誌時間季節的自然節日，也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節日。將春節的文化內容做一概括，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吉祥喜慶，如祭天地、貼春聯、吃餃子、舞龍燈等；二是孝親尊祖，如祭祖，拜年、吃團圓飯等。換句話說，春節文化是由福文化和孝文化組成的。

孝是中華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中國歷史上，孝道思想和孝道文化也是治國的重要理念之一。而孝道大行的時期，也往往都是非常繁榮強盛的時期。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之一，社會、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各個領域都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巨大的成就，其中一部分直到今天還足以令中國人引以自豪。這些成就的取得，與較長時間的、相對穩定和諧的社會政治局面是分不開的，而這種局面的形成和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以孝治天下”。漢朝從劉邦開始，就非常注重孝，為了表現自己的孝道，劉邦甚至不顧自然條件，在西安為自己的父母仿造了江蘇老家的生活環境，並從老家遷來了不少百姓入住其中，以便讓父母感到熟悉和真實（當然後來這種做法還是失敗了）。惠帝（劉盈，前213—前188）和呂后（？—前180年）執政期間，曾多次表彰“孝悌”，並授以官職。漢文帝（劉恆，前202—前157年）曾公開頒詔指出“孝悌，天下之大順也。”並正式設立了專門主管和從事《孝經》研究和教化的“孝經博士”。漢武帝繼位後，儒家思想逐步被確立為官方思想，“以孝治天下”也隨之從治國輔助思想上升為主要治國原則。漢武帝曾多次下詔宣揚孝道，要求各級官吏“舉孝廉”（起初是孝和廉分舉，後來合而為一），並最終將“舉孝廉”作為一種用人制度固定下來。官吏對此如有懈怠，或弄虛作假，則會視情節輕重分別受到撤職直至處死的刑罰。此外，漢武帝還多次下詔“表彰孝”，優撫老者（如元狩六年，即前117年）。劉邦統一全國後，出於對形勢的考慮，在國家體制上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建立了分封制與中央集權制相結合的國家體制，這給後世留下了很大的隱患：如果對各諸侯王放任，就會威脅中央政權，如果限制各封國，就會造成對立局面，導致國家動盪。漢景帝時就因削藩而爆發了“七國之亂”。武帝執政後，這一問題的解決變得尤為緊迫。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採納了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議，頒佈了著名的“推恩令”，號召各諸侯王行“仁孝之道”以國土分封子弟。結果不僅大大宣揚了孝道，而且在實質上削弱了各封國，使其不能再威脅中央政府，從而成功地解決了漢初百餘年的政體問題。漢武帝以後各代，都承襲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國策，並不斷加以完善。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將“舉孝廉”經常化，每年推舉一次，孝道因而成為兩漢士子進入仕途的第一臺階，很多傑出人物均出身於此。

第二，加強了與孝有關的法制建設，如為了使百姓能“盡孝”，免除祖父母、父母喪者的徭役，子為父、孫為祖父隱瞞罪行可以不受連坐等。

第三，將孝親推及敬老，並予以法制化。國家明令規定，凡年滿七十歲的老者，均授予王杖，其杖長九尺，頂端雕刻鳩形。凡持有王杖的老人，可以受到國家和社會的許多優待：如在政治上可以享受“六百石”（相當於郡丞、小縣縣令）的待遇；生活上除了定期發給米、酒、肉以外，還可免除其子或孫的賦役，使之專心供養老人；在法律上凡對持有王杖的老人有謾罵、毆打等行為的，比照大逆不道罪論斬等。

第四，加強《孝經》教化。兩漢的治國經典共有七種，即《詩經》、《尚書》、《禮經》、《易經》、《春秋》、《論語》、《孝經》，其中最受重視的是《孝經》和《春秋》。所謂的“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即指此而言。而《春秋》並非《春秋經》，也不是指“春秋三傳”，而是特指《公羊傳》（漢前期盛行）或《穀梁傳》（中後期盛行），真正在兩漢長盛不衰的只有《孝經》。在“七經”之中，《孝經》是必讀的，不論男女老幼，文武貴賤，甚至外來留學生，都不例外。而其他經典則可以不必全部通曉，原則上只通一經即可。兩漢對孝的重視，還直接反映在皇帝們的諡號上，除了劉邦和劉秀之外，其他所有皇帝的諡號中均含有“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