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稅收是基本分為兩類，土地稅和人口稅，這其中有個演變過程，就是從人口稅向土地稅的過渡。從秦朝開始到清朝結束，這個演變過程是極其緩慢地並且痛苦的，而為什麼說是痛苦的呢？歷代皇帝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是不會來推動這個過程的。對於每一個統治者來說，收人頭稅多簡單呢，但是一提到收土地稅，腦子都大了。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放著容易錢不賺，誰會去賺難賺的錢呢，皇帝也是一樣的。接下里我們就隨便拿出幾個朝代，來看看收個土地稅到底怎麼讓歷代的帝王們為難了？

漢朝沒有及時收上來土地稅的的後果很嚴重，嚴重的改朝換代了。你也許會說，漢朝不是也收土地稅了嗎，那個文景之治，‘’十五稅一‘’或者‘’三十稅一‘’，而且還比較低呢。不是稅收低，而是高了也收不上來，文帝和景帝也遇到了歷史性地難題了，沒有辦法統計國家的具體土地，也只好徵收人頭稅了。漢朝當時還給人口稅起了個好聽的名字，算賦和口賦，名字都有兩個，可見當時的人口稅不輕呀。這樣一來，社會公平何在？窮人和富人交一樣的稅，這社會隱患不就是來了嗎？更可怕的是，漢朝後期計程車族，開始隱匿人口，逃避人頭稅。最後，朝廷沒錢，士族大家要錢有錢、要人有人，以至於東漢末年分三國。看來管理國家不僅需要軍隊，還需要收好稅，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唐朝居然也沒有搞定，是的，如果唐玄宗搞得定的話，就不會出現安史之亂，李三郎的楊貴芳也不會去世了。每個國家的統治者其實也看到只收人頭稅的壞後果，後果嚴重到會影響到自己的統治，每一個人都想改，但是心有餘了而不足。不只是唐朝，還有許多其他的朝代，王朝剛開始的那幾十年，都是收一點好收的人頭稅，說是輕徭薄賦，只是他沒有能力多收罷了。唐朝前期的租庸調製本質上就是人頭稅，只不過到後來王朝遇到財政危機了，才開始想辦法。比如，唐朝後期楊炎的‘’兩稅法‘’，重點開始收土地稅，才使得唐朝得以延續一段時間。

明朝的朱元璋是個恨角色，他是從別人手中搶過來的江山，深知土地的重要性。於是一狠起來就是不要命的節奏，整整花了12年，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終於把全國的土地統計清楚，全國的土地為8804623零68畝。由於統計的土地檔案都是彙編成冊，因狀如魚鱗，故名‘’魚鱗圖冊‘’，後來歷代都在使用。這按說明朝應該解決了，但是他的子孫們可是沒有老爺子這個狠勁，同時土地的資料也在變呀，如果要重新翻一遍，要動多少人來的利益。也就中間張居正這個牛人，在皇帝的支援下，又搞了一次。這個工程量太大了，張居正就靠這一點就在歷史出名了。所以，明朝也就這麼稀裡糊塗地過了這麼多年，直到崇禎窮到向大臣借錢，錢沒借到，卻亡國了。

這個問題一直隨著王朝的更替而出現，直到遇到了雍正，這個問題幾千年的老大難問題才徹底被搞定。後人對雍正的評價是明君而非仁君，也許要幹成大事的人，普遍都是需有一些手段的，於是一個攤丁入畝，就將人頭數徹底轉變為土地稅。這其中也有雍正的一些幸運成分，因為歷史一直在發展，官僚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當時的社會生產水平也提高了。

看到這裡，政府最不願去做的的事情，反而是收益最大的事情。畢竟放著輕鬆的錢不賺，為啥去賺難賺的錢呢。其實這也像人的成長一樣，有些事情明知道是有益的，但是就是不願意跳出目前的舒適區，去做一些困難但有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