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俾斯麥離去之後，德國已經不再需要他這樣的人物。但是，新皇帝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一竅不通。維多利亞女王的這位外孫心態浮躁，在提高德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方面野心勃勃，他竟一反常態地將英國作為敵對目標，而德國的生存和歐洲均勢都卻有賴於英國的信任和中立。

倒退與過渡

起初，威廉二世似乎是所有自由主義者夢想中的君主。然而，在他的政治舉動背後，他的私人生活卻溫和而又有紳士風度。威廉二世與他的皇家先輩們一樣，堅信自己作為霍亨索倫家族的皇帝乃直接拜上帝所賜。他無情地解除俾斯麥的職務一事清楚地表明，他不會成為社會民主黨的可憐的應聲蟲。他直接插手議會事務，雖然政治統一和殖民擴張上的障礙依然存在，但德國人相信自 己的文化歷史最悠久，註定要主宰歐洲國家。 儘管徳國人相對較為貧困且有些狂熱，但19世紀晚期德國城市都呈現 出了這種淳樸的秩序。現代歷史學家們警惕地發現，這是「種在後現 代的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筆下稱之為“監獄型社會”的社會，它與20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成長有著直接的歷史關聯。 有人認為，即使19世紀的德國人也並非天生馴良，但是他們身處具有 紀律約束機制（學校、收容所）的環境中，從而有助於一種“臣僕精 神”的形成。在德國古典傳統中，路德的《教義問答手冊大全》宣稱民眾要服從所有的權威，這是人民和政府之間重要契約的核心內容，德國的天主教也有這樣一種情感。

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著作中，德國曆史學家、政治家和學者們 都從早前的德國社會和政治分裂的事例、尤其是“三十年戰爭”中， 對德國人的良好秩序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在19世紀90年代，徳國民眾的文化開始碎化。到19世紀末，這些聯合團體和遊說集團已經加大了德國內部的政 治裂痕。在告別舊的等級社會後，新的創業者的成功將新的政治、社 會和職業團體帶入了權力地帶，這些新的政治、社會和職業團體則反 過來誘發了新的派別，進而威脅到1871年以來所取得的內聚性的民族 文化的進步。與威廉二世時期的政治和社會相對應的是正在解體的頹廢知識分子文化。

捲入世界大戰

從文化上看，19世紀晚期的奧地利一德國社會是偶像崇拜反對者 的世界，而這些偶像崇拜反對者自己卻成了偶像，例如哲學領域的尼 採，心理學領域的西格蒙徳弗洛伊德，科學領域的阿爾伯特愛因 斯坦，音樂領域的理查徳瓦格納，文學領域的托馬斯曼，社會學 領域的馬克斯韋伯等。德國霍亨索倫家族的最後一個皇帝威廉二世 是相關學科的重要資助者，同時也是更大的干涉者。儘管他自己主要 投身於政治生活，甚至將其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但他沒有上述諸位擁 有的才能。②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辭退了俾斯麥，這更多的是出於反 對當時的氛圍而非出於英勇行為。當時的人們更關注的是，誠如老宰 相在屈尊的辭職信裡已經指出的那樣，威廉不能吸取歷史的教訓。

俾斯麥透過把整個德國置於以普魯士為中心的周圍並保持德國對外交政策的重視，使德國成了強國。他透過這種方式戰勝了奧地利和巴伐利亞試圖永遠維持那個處於長期分裂和邦國敵對之中的老邁帝國 的企圖。緊密堅實的帝國使這位宰相能夠更容易騰出一隻手去對付議會和歐洲列強。與俾斯麥相反，威廉皇帝透過規劃德國的擴張而挑起國際衝突。

然而，如果說俾斯麥設計的均勢歐洲一開始看上去就像用紙牌搭建成的玩具房子那樣不甚可靠，那麼，威廉也不該單獨受到指責。曾為海軍部負責人的卡普里維是徳國為應對19世紀90年代以來的快速變化所作出的一個拙劣選擇。他迅速陷入了對當時的海軍部部長弗里德里希馮 荷爾施泰因的言聽計從之中，而荷爾施泰因雖由俾斯麥在任時任命， 卻對俾斯麥懷恨在心。在荷爾施泰因的建議下，卡普里維沒有與俄國續簽再保險條約。自1887年以來，該條約保證一旦別國從西方或南方 入侵德國時，俄國保持中立。卡普里維聲稱，該條約對俄國有利，因此他更傾向與當時歐洲的超級大國、更具重要性的英國結盟，指望在交戰時能得到英國的外交干預或在德國遭到攻擊時能得到英國的援助。

再保險條約終止還不到5年，法國與俄國就變成了交易夥伴，而在再保險條約終止兩年多時間以後，兩國又成立了防禦同盟，相互承諾當德國對一方做戰爭動員時，另一方也參與對德攻擊。突然間，德國陷入了自己非常害怕的強國鉗形夾擊下，而如果續簽再保險條約，德國就可以避免這一危險。1894年，威廉二世展示了他對主要大黨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主義者的手腕，這些黨派起初還將他視為盟友。到19世90年代，已經很難看到19世紀中期以來德國人曾經二者必居其一地追求和破壞的民主政治。英法雙方在1904年進入了協約友好階段，此後，這種協約友好不斷得到 加強和擴大。早在1907年，英國的外交官宣稱，德國“明顯地要統治歐洲”。 而沙俄也比以往任時候都更害怕德國，它因此開始與英國接近。在達成各自尊重對方在亞洲的殖民勢力範圍的協議後，兩個大國和法國一起建立了一個非正式的然而卻是令人恐怖的、德國最害怕的對手們組成的聯盟，而俾斯麥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曾使德國人避開了這種聯盟。如果戰爭要爆發，或者說當戰爭爆發時，德國如今必須面對東西兩線的進攻，而它卻只有那個只顧自己的奧匈帝國以及曾經退卻的義大利作為盟友（這就是老氣橫秋、缺乏生機的三國同盟）。

透過1908年10月威廉二世接受倫敦《每日電訊報》報的一次採訪，徳國老百姓就已經能夠看到，德國政府正像在走空中鋼絲，將整個國家置於相當危險的局勢之中。到1909年，英國和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商業競敵，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趨向對抗，在兩國 外交部門和高層都開始緊張不安地討論未來前景。1908年以後，奧匈帝國吞併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德國的過度殖民擴張進一步惡化了歐洲國家間的關係。1905年和 1911

年，德國人兩次捲入法屬摩洛哥危機。1911年，他們用不正當手段攫取了法屬剛果的部分土地。1912—1913年，巴爾幹地區再次捲入戰爭之中，其中既有巴爾幹各國與土耳其的戰爭，也有巴爾幹各國之間的戰爭。1914年6月28 日，明顯受到了塞爾維亞支援的波斯尼亞恐怖主義者在薩拉熱窩刺殺了斐迪南大公和他 的夫人。1914年9月底，當徳國軍隊陷人到馬恩河沿線的泥濘戰壕後，德國的高層才預見到這場戰爭比原先預計的更長。1917年，所有戰爭參與國對戰後的期待都一下子迸發了出來。但在1914年7月，即戰爭打響之前，德國還是權衡了它支援奧地利反對俄國的後果。

戰爭的代價

為了避開法國東面側翼的防禦性工事，德國人在8月的頭3天裡 就佔領了比利時，但速度還是不足以迅速直搗巴黎並擊敗撤退的法軍。第4天，當德國士兵開始喘息時，英國派遣來的遠征軍與他們遭遇了，從而進一步打亂了了施裡芬計劃。1914 年9月，雙方在馬恩河沿線形成了拉鋸戰；1916年後，東線的徳軍取得了更多的勝利。

魏瑪共和國

德國人信心十足地投入了戰爭，4年後，這一國家卻忍受著被稱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戰爭失敗的直接後果就是人們的震驚和受到的羞辱，進而引發了席捲整個社會政治層面的內部革命。1918年11月，它簽署了旨在結束一戰的停戰協定並接受了無條件投降。到1918年的春天，德軍最高統帥部私下承認，德國 的戰敗已經不可避免，然而，它並未讓堅信不移的德國民眾知道此事， 使他們對無條件投降的苛刻後果毫無準備。

最奇統帥部全權負責指揮戰爭，它曾向整個國家許諾要迅速勝利，也沒有給出過任何完全失敗的理由，它知道民眾要求作出解釋和需要復仇。軍方已預料到，誰簽署這些和平檔案，誰就會被指責為給德國背後捅刀子的人。當時德國和談代表團的領導人是中央黨人兼代理國務秘書馬蒂亞斯埃爾茨貝 格爾，他因此成了令人憎惡的信使，兩年後即1921年就遭到暗殺。 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後果，苛刻投降條件以及戰後生活的混亂不堪等，這一切使得新政府從建立之日起就飽受攻擊。直到1919年1月，國民議會才召集起來，新 的憲法也直到8月份以後才生效。魏瑪共和國就在這樣一個機構內孕育出來了，在魏瑪憲法中，有56條體現著德國公民在未來的民主國家裡應有 的“基本權利與義務”。憲法也包含著具有不祥預兆的新條款。國家的行政統治權仍保留在總統手裡，他有權任命他自己的總理。在1919年1月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以及德意志民主黨一起，取得了超過四分之三的選票。大選的勝利使一戰後的德國呈現出一種嶄新的政治面貌。但

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一場變化萬端的選舉使這一 聯盟的選票又降到了比1/3略多的票數。

1。《凡爾賽條約》

無論新政府提出什麼樣的實際性期望，反映協約國和平條款的凡爾賽和約始終威脅著這些希望。與戰爭失敗以及停戰一樣，《凡爾賽條約》的相關條款也使德國人備受打擊。

《凡爾賽條約》分為幾個部分，在1919年5月起的幾個月內陸續簽署完畢。《凡爾賽條約》終結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倫王朝，也結束了奧斯曼帝國，德國領土較之戰前減少了 14%。《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的陸軍不超過10萬，海軍不超過1。 5萬人，同時禁止德國擁有各種重型武器、坦克、飛機和潛艇。《凡爾賽條約》將戰爭的罪責全部歸結於德國，因此它要求德國賠償所有德國佔領的土地上由戰爭造成的損失，其中還包括協約國的戰爭撫卹金，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懲罰性費用。一些歷史學家根據20世紀20年代徳國人口增長和工業發展情況， 以宏觀經濟的視角估算了賠償金額，認為這些賠償並不像德國人所斷言的那樣，是一種難以估算的負擔。在1923年11月至1924年4月期間，由美國人道威斯領導的委員會通過了新的賠償方案，即將德國的每年經濟狀況與賠償聯絡起來， 並透過承諾給予德國短期的美國貸款來保證德國的賠償。到1929年 華爾街經濟崩潰時，這些累積的貸款引發了德國資金的短缺，給德國 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然而，從1924年至1929年外資進入德國的這5 年裡，借來的數十億美元確實穩定了德國的經濟，使具有高效率的德國就像具有高效率的美國一樣，能夠牢記20年代這一“黃金”和 “興旺”時期。在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前夕，另一個由美國人領導的楊格委員會 重新修訂的賠償額度取代了道威斯計劃。道威斯計劃規定在固定賠償 16億馬克的同時，每年賠款由10億馬克逐級提升至25億馬克，而新 的楊格計劃則在德國每年計劃出口的基礎上確立一個固定的年度賠款 比率。然而，新計劃同樣讓德國人感到震驚，根據相關賠償方案， 德國人要到1987年或1988年才能賠付完畢。對於他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他們被迫單獨承擔戰爭的責任。在談判停火協定和簽訂條約時，德國人完全被排除在外，他們除了屈服別無所獲。而且他們被禁止參加國際聯盟長達7年之久。這一切都是對德國人的羞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德國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大國，到戰爭結束時，200萬德國人戰死在歐洲戰場。對於具有歷史記憶的德國人而言，這是對他們的打擊，是他們最無法原諒的蔑視。

2。成功與失敗

魏瑪共和國在自由和保守的方向上的左右搖擺，反映了德國現代歷史發展中的政治狀況。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魏瑪共和國則直接提出政府為家庭服務以及給工人以保護。它慷慨地給予貧困者和失業人員許多史無前例的的福利，以至於一位歷史學家羨慕地稱之為“啟蒙運動的烏托邦夢想的項峰，即確保社會最大多數的人的最大的利益”。然而，夢想家往往是可憐的教條主義者，魏瑪的自由主義者在透過各類社會保險立法時，並沒有考慮到它的全部開支有多大。由於很艱難地從美國銀行得到的借款被用來支付這些福利與服務，因此德國政府已經積累了一大堆新的債務。除了福利國家外，還有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對戰爭失敗的無法忘懷繼續引發人們對於政府的懷疑和不信任，儘管德國已經有了一個新的民主政治架構，但魏瑪共和國的對這種新的民主政治架構的貫徹只是嘗試性的和理論性的。早在1920年3月，右翼東普魯士祖國黨創始人沃爾夫岡卡普便領導了一場叛亂，這一叛亂預示看暴力威脅會伴隨著魏瑪共和國的步伐，時隱時現地度過20 年代，並在10年內一直是魏瑪共和國時隱時現的威脅。在20年代，徳軍最高統帥部反共和政體的情緒也在不斷增長。甚至在1919年其成立之初，就遭到了明 顯的反對，國民議會的337名議員中有75人反對它的成立。在1920 年的第一次議會選舉中，持批評或敵視態度的政黨就取得了對先前執政自由聯盟的輕微領先優勢。最令人不安的是，政府從一開始就喪失了中等階級的支援。 由於擔心會受到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干預和好鬥的工人階級的競爭，並因此付出高昂代價，大多數手工業者和商人變得和社會下層階級以及上層社會的部分脆弱群體一樣易於激動。1928年以後，他們也拋棄了保守的德意志民族人民黨。該黨在新聞界巨頭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的領導下，在1929年與民族社會主義黨聯合，共同反對楊格委員會制定的賠償計劃。

彷彿並非所期望的那樣，德國的全體選民把權力獻給了赫爾曼 米勒領導下社會民主黨聯盟，它是維利勃蘭特領導的大聯盟 （1969-1974）之前的最後一次社會民主黨聯盟執政，這一聯盟的執政時間為1928—1930年，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時間最長的執政內閣。在1923-1929 年期間，施特雷澤曼透過經濟合作和集體安全，維持了與他國的友好關係，德國人能平穩而正常地享受1924-1929年的生活，正是這種成功外交的直接成果。

3。絕對風暴

德國政府認為，塞爾維亞、俄國和法國聯合起來，會削弱德國的初始打擊能力，因此至少早在1912年就已經在準備戰爭。1918年的慘敗開始了德國的內部革命，它決定著在被打敗的帝國 廢墟上建立起何種型別的國家。1919年建立的魏瑪共和國就是為了解決國家衝突，最終也未能阻止派系間的政治戰爭逐步升級為法西斯分子的民粹民主制和建立民族社會主義國家。

人們普遍認為，德國由於拒絕採取對戰爭負責的態度以及寧願選擇去指責他國和追求空想，從而使自己的處境進一步惡化。然而在戰後，徳國人並非唯一的口是心非者。早在20世紀以前，不管是在德國還是在其他國家，都存在各種虛幻的無辜和責難“無論何種程度的自我欺騙和滿懷希望的思考，都可以賦予那些基於戰爭結果而出現的新政治組織和政府以靈感，魏瑪共和國的建立也是非常理性的，而且也有理由充滿希望。在20世紀20年代，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三條戰 線從19世紀末以來都有發展，但也暗含著致命的自身缺陷，這一些都在德國集中體現岀來。經濟崩潰開始於20年代初期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在20年代末期再次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失業潮。最後，德國19世紀長期對歷史和傳統的破壞，走上了民族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隨後的12年裡，即1933—1945年期間，德國保持這一程序。

結語

德國在經歷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還是俾斯麥設計的制度不合理，而後世的歷史學家卻喜歡用威廉二世個人的精神問題來簡單粗暴的解釋。俾斯麥時期與威廉二世時期的外交，俾斯麥是以保持和平為基礎目標達成次生目標，威廉二世則沒有延續俾斯麥的小心謹慎，轉變成了積極擴張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