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國球員厄齊爾透過推特釋出長文，講述了“合影風波”後，所遭遇的德國足協人員嚴重的種族歧視行為，宣佈將會退出德國國家隊。

本屆世界盃開始前，擁有土耳其血統的德國中場厄齊爾和隊友京多安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合照在網上流傳開，此舉引發了德國國內的巨大爭議，兩名球員在世界盃前的國家隊熱身賽中均遭受到了德國球迷的瘋狂噓聲。德國在小組賽出局後此事並沒有平息，相反仍有媒體在報道和分析德國出局原因時刻意將矛頭對準厄齊爾。

其實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奇怪，

從歷史上看，德國並不是個以包容著稱的國家。相反，德國的“種族血統論”曾給歐洲乃至世界帶來過前所未有的浩劫。

種族主義是近代歷史程序的產物。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內進行獨裁統治、對外爭奪“生存空間” ，其哲學基礎就是種族主義。納粹運動利用德國意識形態中的種族主義遺產，透過鼓吹雅利安日耳曼人是最優秀的民族，煽動德國人民的民族復仇情緒，並把它引向掠奪和奴役其他民族的軌道上來。於是，身材高大、白膚金髮碧眼、具有北歐血統的雅利安日耳曼人被奉為“地球上最高階的人種” ； 身材矮小、黑髮烏黑眼睛的猶太人以及東部的斯拉夫人被視為“劣等種族”和“無價值的生命”。在希特勒看來，既然不同種族有貴賤、優劣之區分，那麼保持優秀種族的純潔性、反對血統的混合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認為“人類不會因為戰爭的失敗而滅亡，而是由於血統混雜、種族墮落以致喪失抵抗能力而滅亡”。由此把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和德國人民的苦難歸結為日耳曼人與猶太人混雜的結果。

德國是西方社會反猶傳統最明顯的國家。德意志民族長期以來受反動的“普魯士精神”的薰染和毒化，有極強的榮譽感和民族優越感。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德國淪為被戰勝國宰割的境地，這使德意志民族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充滿著憤恨、失望和沮喪。接踵而來的經濟危機又將他們推到了絕望的地步。納粹黨正是利用這一點，透過巧妙的煽動，把它引向民族復仇主義和反猶主義。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猶太人遭到納粹德國的瘋狂迫害。據戰後紐倫堡法庭估計，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有5721800難逃劫難，全世界的猶太人由戰前1939年的1500萬減少至1945年的900萬； 歐洲猶太人也由同期的920萬減少至310萬。德國和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已所剩無幾。

這個曾經如此狹隘的國家，近半個世紀為什麼迎來了移民潮？

主要是經濟因素。戰後，為了重建經濟繁榮，勞動力嚴重匱乏的德國在上世紀60 年代初陸續與土耳其、摩洛哥、突尼西亞等國簽署客工招募協議，自此穆斯林客工便絡繹不絕地進入德國。按德國政府的最初設想，客工僅是暫時僱傭關係的外籍勞工而非法律意義上的外來移民。

據此，客工計劃帶有短期合同、定期輪換、集中居住、單身男工為主等特點，其目的在於防止客工的滯留，德國從未考慮過客工定居和公民權事宜，招募政策完全是為解決勞動力暫時短缺的權宜之計。

受石油危機以及經濟衰退的影響，德國於1973 年底廢止客工計劃，並鼓勵客工返回原籍卻效果不彰

。緊接著，家庭團聚移民、難民、庇護者及非法移民的持續湧入，致使穆斯林人口大幅增長。1961 年德國僅有6500 名穆斯林， 1989 年陡升至180 萬， 2002年已達340 萬。

即便穆斯林在德國的存在已為既成事實，德國政府依舊不願意直面現實，不承認德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更別說吸納和整合穆斯林。

德國的移民窘境

德國是一個具有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國家。正因如此，無論在官方話語抑或公共敘事中，

德國十分強調自身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點，堅持自己不是一個移民國家。

1981 年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 社民黨） 一再表示：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應該且將來也不會為一個移民國家”； 繼任的科爾政府（ 基民盟） 反覆強調，德國不希望成為一個移民國家，並實施和強化了一連串針對移民的排斥政策，甚至到90 年代後期，科爾政府在官方宣告和檔案中皆刻意避免使用“移民”一詞。與此相應，德國執行一套高度排他性的限制性公民身份制度，不願意接納與自己迥異的外來文化和外來族群。

德國對待穆斯林移民的政策不是基於同化穆斯林、鼓勵土耳其人成為德國人，恰恰相反，德國不希望穆斯林移民成為德國人。

德國不願意吸納穆斯林移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社會輿論普遍認為

伊斯蘭教與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相互對立、無法相容

。至少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開始，德國就存有強烈敵視伊斯蘭教及穆斯林的社會文化。在德國的歷史敘事中，伊斯蘭教、穆斯林始終作為“他者”、“外國人”、“野蠻人”的認知想象加以建構與再現。德國民眾對於穆斯林的傳統習慣，諸如頭巾面紗、割禮、“包辦婚姻”、“榮譽處決”、“清真屠宰”難以認同； 對於某些穆斯林的特殊要求，譬如在公共泳池和醫院實行性別隔離、建立伊斯蘭金融機構、實施伊斯蘭教法更是嚴詞抨擊； 穆斯林建造清真寺、宣禮塔也不斷招致本土民眾和極右勢力的強烈反對，後者以破壞德國傳統文化的人文景觀和穆安津“喚禮聲”擾民為由，迫使政府官員為建造清真寺的規劃設定障礙。

這種局面在世紀之交，開始改變。當時，在一連串震驚歐美的伊斯蘭恐怖事件爆發後，在加大反恐力度、強化反恐機制的同時，

德國政府出於對穆斯林移民邊緣化和極端化的擔憂，逐漸關注穆斯林移民的社會融入問題

，試圖採取一系列的政策舉措，旨在消除“安全隱患”、打破“平行社會”的族群鴻溝，力求整合吸納穆斯林社群。

德國政府開始直面現實，承認德國已是一個多元並存的移民國家。

德國第一部《國籍法》誕生於1913年，由於當時皇帝威廉二世推崇血統論，這部法律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納粹統治時代，希特勒將“種族論”推向了極致，並透過修改《國籍法》剝奪了數十萬猶太裔德國人的公民權。二戰以後 ，聯邦德國一直沿用了威廉時代的國籍法。長期以來，舊的國籍法使得非德意志人加入德國國籍成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兩德統一以後的德國於1993年頒佈了《外國人法》，規定在聯邦德國生活滿15年的外國人可以申請加入德國籍，但這也沒有能夠根本改變德國人維護其民族“純潔”性的立場。

1998 年由施羅德領導的紅綠聯盟（ 社民黨和綠黨） 贏得大選後，便著手調整和積極推動移民和融入機制的改革程序。

2000 年，施羅德政府頒佈了新的《公民身份法案》。該法案將出生地原則引入德國公民身份和歸化政策之中，改變了過去一味強調“血統論”的傳統

，這樣，在德國出生的穆斯林就有可能申請成為德國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長期存在的排他性的公民身份政策。

在德土耳其人將兩國旗幟結合

結果，德國外國移民的入籍歸化率從1980 年的0。3%、1990 年的0。4%提高到2000年的2。5%，大體上與西歐其他國家的水平持平。據2009 年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民局的人口普查，生活在德國的穆斯林在380 萬到430 萬之間，約佔總人口的4。6% ～ 5。2%。其中，土耳其裔有250 萬至270 萬之間，佔穆斯林總數的63。 2%，東南歐50 萬（ 13。 6%） ，中東30 多萬（ 8。 1%） ，北非約30 萬（ 6。 9%） ，南亞東南亞18 萬（ 4。 6%） ，伊朗7 萬（ 1。 7%） 。另據皮尤中心估算，2010 年德國共有412 萬穆斯林，佔總人口的5%，是歐盟國家中僅次法國（ 470 萬） 、超過英國（ 286 萬） 的擁有第二大穆斯林人口的國家。鑑於穆斯林婦女較高的生育率以及穆斯林移民的持續湧入，預計到2030 年德國穆斯林將增至550 萬，約佔總人口的7。1%

難民交易（漫畫）

越來越多的穆斯林移民擁有了公民權，並由此給德國各行各業帶來了新的變化。

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德國足球，德國足球從1998年經歷低谷後，到2014年舉起“大力神杯”，這其中自然少了移民後裔的重要貢獻。目前這支德國隊中，移民後裔仍然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京多安、赫迪拉、呂迪格、博阿滕、薩內等人都並非日耳曼血統，他們在現在和未來都是德國隊的核心。

但是，

由“厄齊爾事件”就不難看出，德國穆斯林的社會融入依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方面穆斯林群體的低下社會經濟地位、特殊的身份認同和情感歸屬，嚴重妨礙其參與德國社會的積極性和自信心； 另一方面德國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殊主義和社會文化，以及四處瀰漫的“伊斯蘭恐懼症”，導致主流社會不願意吸納穆斯林。

迄今為止，德國近8200 萬總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由移民及其後裔所構成，族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性已成事實。回看歷史，種族主義有著極大的危害性，納粹推行種族主義不僅對猶太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也給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

然而種族主義並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又有重新抬頭之勢，這應該是我們該警惕的。

資料來源：

王林聰、《論納粹種族主義與反猶觀》，《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2期

胡雨、《穆斯林移民在德國及其社會融入》，《德國研究》第107 期

德國新《國籍法》引人注目，《檢察日報》，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