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案小說中的這些青天們實際上都有歷史原型。，今天，我們就挑重要的按照年代順序簡單說一下。

狄仁傑是初唐名臣，他曾在大理寺即國家的最高法院任職，在一年內處理了大量積壓案件，涉及一萬七千人，卻無一人控訴冤枉，是非常卓越的表現。但這在他的仕宦生涯中，卻絕非至關重要的一筆。和唐代所有成功的官員一樣，狄仁傑的履歷表非常複雜，工作頻繁在中央和地方之間調動，但最重要的，終究是他發掘人才的眼光，顧全大局的平衡手還有與皇帝相處的智慧。他在武則天面前捍衛李唐太子的地位，被認為體現了人臣大節，尤其為後世史家所豔稱。

包拯字希仁，諡孝肅，是北宋名臣，曾經任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京劇裡所唱的“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依據在此。和狄仁傑不同，包拯在自己時代的政壇上，並沒有特別的重要性。翻檢包公傳世的文集，會讀到他對各種軍國大事發表的見解，顯然這是他自己最重視的名聲事業。然而當時的同僚對他的意見卻往往並不欣賞。比如歐陽修就評價說：“拯性好剛，天資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

但民間最看重的，確實是包拯審案時的鐵面無私，所謂“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包拯斷案的故事，在他去世後不久甚至生前，就已經有各種段子流傳。有人說，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兩張六合彩，武的被關公中了，文的被包公中了。後來他就成了箭垛人物，各種奇案故事，都堆積在他身上。大約是因為“閻羅包老”這個外號，又催生了日審陽夜審陰的神話。

海瑞其人，引起了現代史家格外的興趣，是所謂“古怪的模範官僚”，個人特點極其鮮明。但小說中的海瑞，卻並沒什麼特點。另外不妨一提的是，《海公小紅袍傳》裡的大反派是張居正，這位雖然在品格上不無可訾議之處，但不愧為治世之能臣的人物，被小說塑造為一個野心勃勃，卻智商捉急，色慾包天的反賊。

《彭公案》的主人公彭朋，則是個拼湊起來的角色。小說第一回介紹說：

“在崇文門東單牌樓頭條衚衕，住著一位名士，乃四川成都府駐防旗人，姓彭名定求，更名彭朋，字友仁，乃鑲紅旗滿洲五甲喇人氏？？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進士，散館之後，特授三河縣知縣。”

翻檢《清史稿》，有彭鵬，福建莆田人，順治十七年中舉，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縣知縣；也有彭定求，是蘇州人，康熙二十五年的狀元，在翰林院不到四年，即迴歸鄉里著述講學，算是當時一位名儒。這兩位顯然都是漢人。為什麼會說他旗人？有學者認為是彭朋身上也有一些正紅旗名將朋春的元素，但也可能是因為小說誕生之前，彭公案故事已經長期在北京的書館茶座裡流傳，聽眾旗人多，說他是旗人，大夥覺得親切。

《施公案》的故事與《彭公案》密切相關。小說誕生是施公在前，故事發生的時代，則施公在後。施公的名字是施世綸，小說裡一般寫作施仕倫，未必是故意改名，只是記錄發音時比較隨意的結果。

歷史上的施世綸是個清廉、剛直而有些偏執的人物，民眾和讀書人鬧了彆扭，他一定偏袒民眾；讀書人和縉紳鬧彆扭，他一定站讀書人。所謂雞蛋碰石頭，那就無條件站在雞蛋一邊。他又堅信艱苦樸素是好的，做揚州知府的時候，看不慣揚州人“白天皮包水（喝茶），晚上水包皮（泡澡）”的生活，厲行禁止，據說“俗為之變”。但當時揚州作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這個風氣怎麼可能變得了？施大爺在的時候暫且忍一忍，肚子裡怕是不知道罵了多少遍大街。

康熙對施世綸的這個脾性也看得很透，皇帝知人善任，知道這種不曉得變通的臣子不能讓他去管人事，但是非常適合去管錢。於是施世綸被派去主持漕運，果然物流成本驟降而績效斐然。

所以很明顯，施世綸不愧青天的稱號，但原因絕不是因為斷案。

其他的青天，情形也差不多。總之，公案小說裡的狄公、包公、施公們，形象都大為簡單化，而且千人一面（很多破案故事也是共享的），和性格各異的歷史原型，很難說還有多少干係。

但小說寫成這樣，真是一點也不奇怪。

幾乎所有的評論者提到這些長篇公案小說，都會指出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三俠五義》是文學成就相對突出的，但長處也僅在寫草莽豪傑，一寫到高層就崩。魯迅評價說，“構設事端，頗傷稚弱”，至於其他作品，文句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在文化人看來，作者距離文盲並沒有太遠的距離。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說的出現和流行，和現代傳播技術也有很大的關聯。事實上，在小說出版之前，這些公案、俠義的故事，以鼓詞、評書、戲曲的形式，早已經廣泛流傳，但開始書商並沒有積極招募寫手，將之寫成小說出版銷售。光緒年間西方石印技術大量引進後，書籍的製作速度加快，印刷成本降低，此外各種交通、通訊手段的發展，也加快了書籍的流通速度，於是這類書也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

這兩個現象密切相關。大概人類歷史上，每一次傳播手段的改進，都意味著文化水平更低的人可以加入到創作者的行列裡來。要搶市場熱點，前作賣得好就要趕緊出續集，炮製作品的速度比質量要來得更加重要。為了趕進度，若干作者分頭寫作，最後把稿子彙總也是聰明的辦法。於是，人物性格前後不同，故事情節漏洞百出的情況，也就不可避免。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歷經眾手，共成惡書，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

顯然，作者本身文化水平越低，幹這類事的心理障礙就越小，於是地理、歷史、制度的信口開河，也就是理所當然的。甚至於，把人家現成的書稿拿過來，改下人物名字就算是自己的作品，也是流行的作風。

不過市場並不介意這一點，這些書還是賣得很好，《施公案》續到十集，《彭公案》續到十七集，《三俠五義》更是續到二十四集。遺憾的是當時書商遠不如今天的文學網站厚道，成套的《施公案》《彭公案》還有《三俠五義》的諸多續集，作者都沒有留下真名實姓。他們地下有知，一定會感嘆生不逢時，設若換到今天，創造了這麼大流量，被粉絲尊為“大神”，那是不在話下。

這當然也就意味著，這些底層文人很難理解他要塑造的那些高階官員的真實面貌，好在他的讀者也並不關心，彼此也算是天造地設的良配。不過，小說作者也並非全然向壁虛構，一般州縣官員辦事風格，他們並不陌生，這些都會成為他們寫作的素材，所以不管有意無意，他們都寫出另一面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