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劉恆是高帝劉邦庶子，他的母親薄姬不受寵愛，因而也免遭呂后嫉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僅僅八歲就被立為代王，封國在今山西中部，當時屬偏僻邊區，遠離政治中心，與漢廷的權力鬥爭沒有多少牽連。正由於這樣種比較超脫的地位，才使他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功臣集團和琅邪王劉澤、宗正劉郢等劉氏宗室的一致贊同，越過覬覦帝位首先起兵聲討諸呂的齊王劉襄而坐享其成。他確乎是在臣民歡迎擁戴之下，正大光明地當了皇帝。這就使他在政治上處於優勢，能夠堅持原則駕馭群臣。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他的統治不僅為漢王朝的鞏固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頗具特色。因而被舊史家稱頌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譽為封建帝王中的一位明君。

那麼，文帝究竟做出了哪些政績被後世稱讚呢？

奉行漢初以來的休養生息政策

首先是注意修改苛酷的刑罰，以鬆弛一下秦王朝遺留的過分緊張的政治局勢，適當緩和專制政府對民眾壓迫的程度，企圖培植一種比較安寧平靜的社會政治環境，以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文帝元年曾廢除一人犯罪，父母家屬連坐的法令。二年廢除謗妖言罪。十三年又廢止割鼻、斷足等殘害肢體的肉，之以答刑。但由於開初規定答刑的最高額多至五百，“或至死分而笞未畢”，人已經打死了刑數還未滿額。名義上在減輕刑罰實際上受刑而死的人反而更多。景帝發現這一問題後，進步加以改革，把最高限額減為二百，還規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只打臀部，每名罪犯限定由一個差人行刑，中途不許換人，這以後受答刑的人才得保住性命。這是愛惜和保護社會勞動力的一項重大改進。

文帝晚年由於方士新垣平裝神弄鬼欺騙被查覺，恢復了連坐族誅的酷刑，但除謀反大逆罪以外，其他罪還是沒有實行連坐法了。加以文帝君臣強調教化，量刑寬大，斷案比較審慎，嫌疑不能判定的案子多從寬處理，所以刑事案件大為減少，據說一年只有幾百件，社會治安幾乎達到了儒生們理想的西周盛世的水平。這同秦王朝末年“囹圄成市，赭衣半道”的殘酷景象適成鮮明對比，也正是“文景之治”得以出現的前提條件。

注重發展農業生產

一再強調：“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侍以生也。”他一方面恢復古代的“籍田禮”作出帶頭種田的姿態以鼓勵農耕，另方面還多次減免田租，有時減一半，有時全免。口賦和徭役也減少三分之二。又還裁減首都部分警衛部隊，壓縮皇室的馬匹調去資助政府的驛站，還曾赦免官奴婢為庶人，以及賞賜孤寡老人等。

不斷減輕租賦徭役

文帝之所以能夠不斷減輕租賦徭役，關鍵在於他有效地控制了政府開支。他在位二十三年中，沒有新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銷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他平時節省宮廷生活費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銀貴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築也儘量省工。臨死時下遺詔說，天下萬物有生就有死，不必過於悲傷。喪事切從簡，還將宮中大部分美女放回家除了自身帶頭節約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堅持保境安民的原則，儘量避免用兵作戰。西漢鐵鏵當時將軍陳武等建議出兵，恢復秦王朝時疆土。文帝卻說：打仗是兇險的事情，縱使能夠獲勝，損耗也很大，民眾受不了我只希望邊境保持和平安寧，好處就很多了，暫且不必考慮用兵攻取。他曾派陸賈出使南越，透過交涉折服了割據南方自號“武帝”的趙佗，使他納貢稱臣不再擾邊。又採納晁錯的建議，移民充實北部邊區，加強對匈奴的防禦力量。由於他採取守勢，努力減少軍事活動，這樣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負擔大大減輕，有可能安心生產社會經濟逐步恢復發展，糧食價格降到十多錢一石，全國呈現一派和平繁榮景象。

不難看出，文帝這一系列政策，正好是與秦王朝的作為處處相反的。顯然他是正確的吸取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奢侈浪費、窮兵黷武、嚴刑峻法引起農民革命以致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他接受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宣稱“天生民，為之置君西漢鐵錘以養治之”，“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先民後己”，認為作為皇帝應當辦好民眾的事情，先要考慮民眾，使他們安居樂業。

漢代學者認為，這正是漢文帝突出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