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社會相聲行業地位很低，是下九流中的下九流。那個年月戲曲是主流，老百姓聽的是京劇，是黃梅戲，是河北梆子、河南墜子、評戲等成本大套的東西。相聲只是一個“添頭”，相聲藝人在老百姓眼裡跟乞丐地痞沒什麼兩樣。

舊社會相聲界拜師為什麼一定要請評書、戲曲界的前輩呢？普遍的說法是懂得感恩，因為人家舍了東西給相聲添磚加瓦，實際上是“攀附”，自己混的不行，找地位高的人拉扯一把。

相聲藝人不能攢底，原因也在於此。人家進園子聽的是大戲，真金白銀捧的是蔓。相聲相當於中間休息時間，該上廁所的上廁所，該續水的續水，休息夠了大戲再開場。侯寶林所謂的“攢底”純粹瞎貓碰上死耗子——攢底的大腕身體不適不能演出，他從倒二變了攢底。

搞清楚這些，相聲界的一些事情才能看得清楚。

相聲藝人真正有地位是建國後。準確地說是廣播電臺普及後的50年代。這個時代發生了兩件事，令相聲的地位與日俱增，迅速超過戲曲。

一個是電影的崛起。中國電影在30年代達到過一次高峰，彼時上海是全國電影中心，影響力比香港強百倍不止。當時內地戰亂不止，電影院關門，電影人南下，電影火了一陣就偃旗息鼓。

建國後社會安定，電影這種新生事物迅速取代戲曲，成為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休閒方式。以京劇為代表的戲曲迅速落伍。戲曲的沒落，給相聲的發展提供了極佳的環境。

第二個是廣播電臺的興起。50年代至80年代初，廣播電臺是國內最主流的傳播媒介，其“有聲無形”的特點天然適合相聲、評書等以說為主的藝術，對戲曲而言無疑是進一步的“打壓”。

到了八九十年代電視開始普及，戲曲因為30多年的壓制受眾斷檔，再起無能，相聲則憑藉著體量小變化快的優勢再次跟上時代，又繼續輝煌了小20年。

然而到了90年代末，相聲界最大的危機來了。彷彿在一夜之間老百姓都不愛聽相聲了，看見相聲就換臺，連帶小品也是如此。這是怎麼回事？

歸根結底一句話：都是“歌頌型”相聲給鬧的，始作俑者就是大師級藝人馬季。

其實早在70年代，馬季就已經出了不少以歌頌為主題的作品，尤以《友誼頌》最有代表性。在類似的作品裡，馬季主動放棄了相聲的核心功能諷刺，轉而謳歌新時代、新風貌，“歌頌型”相聲漸漸成型。

馬季是相聲界的領軍人物，帶頭大哥這麼搞別人自然有樣學樣。尤其電視時代，電視臺成為相聲演員的主流陣地，“歌頌型”相聲更容易過審，臺上吹10分鐘牛就能名利雙收，藝人們自然一窩蜂全上。

問題是馬季能耐大，“歌頌型”相聲也能說得饒有趣味，笑料百出，其他同行可就沒這本事了。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姜昆。

姜昆最輝煌的時候人氣絲毫不遜色於馬季，但是他是野路子出身，拜完師就被“流放”到基層體驗生活，所以基本功始終沒跟上，這就造成了他巔峰太短，後續乏力的局面。

姜昆90年代開始走下坡路，尤其主打“歌頌”後更是一落千丈，聊無趣味。姜昆的歌頌以唱歌為主，用歌聲讚美新時代、新生事物，“經典”代表作《送你一支歌》，那效果可稱尷尬至極。

姜昆不明白，舊社會相聲學唱京劇黃梅戲，是因為那玩意兒難度高癮還大，所謂“生書熟戲聽不膩的曲藝”，老百姓聽了還聽。流行歌什麼玩意兒？三四分鐘的東西聽兩遍就夠了，用得著浪費時間聽你唱？

另一個是陳寒柏。如果說姜昆的“歌頌”還算分寸之內，陳寒柏的“歌頌”已然到了恬不知恥的地步了。

陳寒柏有個段子叫《今非昔比》。這個段子用一句話總結就是“不說人話”，講農民富了，穿貂戴錶看上液晶大電視了。2000年初，哪家農民富成這樣了？

藝人脫離群眾，把老百姓當成名利雙收的墊腳石，被時代拋棄當然是遲早的事。相聲就是這樣被“歌頌”逼入萬劫不復之境地的。

相聲必須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的，這是基因裡的東西。相聲打“出生”起賺的就是窮苦老百姓的錢，但凡有點身份人家就進園子聽戲了。相聲靠窮苦人家養活，沒有窮人，沒有最底層的老百姓，相聲藝人早就餓死絕代了，哪有後來這麼多的名家大師。

所以相聲必須為民發聲，諷刺不公，鞭撻醜陋，挑戰權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忘本，就是自我毀滅。從這個角度來說，“歌頌型”相聲可謂相聲行業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欺師滅祖”。

相聲之所以能“重生”，不獨是因為出了一個郭德綱，而是因為有馬志明、魏文亮、佟有為、尹笑聲、劉文步等名家大腕不圖一時之名利，堅持小劇場演出，為相聲挽留了珍貴的星星之火。他們，才是相聲行業最大的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