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科學家、學者，辛辛苦苦一輩子，其收入還趕不上明星一場演出，難道他們創造的價值還不如一個明星嗎？我們不僅要問，這背後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社會邏輯？

《國富論》從價值的二分法揭示了價值交換的原理。國富論認為，在以交換為目的的社會里，所有商品都有兩種價值：

一是代表其價值的勞動量，即絕對勞動量，它是交換的基礎。所有商品之所以能交換，因為它們包含同樣價值的勞動量。

二是交換的相對勞動量，也稱勞動當量。正是這個相對勞動量，為資本操縱提供了機會。

交換時，因為勞動複雜程度不一樣，一般用相對勞動量作比較。交換的表現形式直接表現為貨幣量的多少。在市場經濟社會里，人人都在進行著使用價值的交換，只不過有人用自己勞動，有人用貨幣。

所有的價值因供求相對關係影響，在交換過程中，時而表現為買方市場，時而表現為賣方市場。以至於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常常發生偏離。明星和科學家的收入差別就是價值偏離形成的。由此，我們想到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收入的差別問題。

投入決定收入

一個人的收入由什麼決定？有人說由企業老闆決定，也有人說由個人能力決定，其實這些都不太準確，工資和收入由投入量的多少決定的。在同樣的條件下，你投入越多，收入越高。

明星畢竟是少數，他們成功背後經歷多少辛酸無人說清，加上職業的年齡限制，實際明星的職業風險更高，付出機會成本更大。而科學家呢，憑藉自己的專業知識，職業生涯可以非常長，即使不出成績，也可以獲得一份穩定中高收入工作。

相比於科學家，很多明星背後都有資本炒作。高投入當然帶來高回報，在一個良性競爭的環境下，投入資金和回報平均來看也是成正比。

市場化程度決定收入的合理性

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化程度決定收入的合理性。有人會說，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投入那麼多，而我們使用時只付出很少的價值即可。其實有些投入並不直接反映在價值上。

如一線城市的房價高，就是因為財政投入建設了大量基礎設施，每一平米土地，財政投資都在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千萬的投資，其土地價格自然會比那些落後、偏僻的地方貴得多。

同樣道理，一個科學家，國家為他（她）投入了大量科研經費，其研究成果不能體現在自己的工資收入上，而是被很多領域運用。而一個明星或者名人，背後是資本的商業化運作，往往會產生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溢價效果，他們的收入自然可觀。

追捧明星實際是資本化的壟斷現象

不僅是名人和明星如此，只要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任何商品，其價值都可因由資本操縱，出現溢價現象。

很多人往往羨慕體制內的工作。認為工作穩定，收入也不低，福利好。不可否認，體制內的確是經濟不穩定時最好的避風港。但體制內很多人受教育多年，其中不乏社會精英。

但體制內的分配缺乏市場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已經允許一部分人員參與到市場中來。比如科研人員、高校教師，利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術優勢，有條件的參與到市場中，使其獲得與投入相應的勞動收入。

再回到名人和明星被追捧的現象，這實際是一種市場趨勢的反應。既是人類的人性特徵，也是資本特徵決定的。霍布斯說，財富就是權力。雖然有時候財富並不能直接化為權力，但透過財富可以謀求權力，甚至可以形成壟斷。

因此，國家高層開啟了治理壟斷的過程。雖然《國富論》不認為自由經濟必然導致壟斷這一說法。然而在權力和財富的邏輯裡，社會和市場必然會被壟斷。馬克思早就看到：自由的市場會導致壟斷，不完全開放的市場也會導致壟斷，不同的是前者的壟斷是資本的擁有者，而後者的壟斷是權力的擁有者。

相比資本的壟斷，受監督的權力會更公平，這是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時所沒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