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由朱迪·福斯特主演的《暴劫梨花》，將一經常性被歸類為“沉默的問題”搬上大銀幕。

影片開頭即毫不設防的赤裸裸上呈現一位年輕女子衣衫不整地奔跑在大街上。下過雨的夜晚，她踩在溼漉漉的柏油路面，頭髮凌亂、眼神驚恐，她顧不得上衣近乎被撕毀、也沒有注意到裙子已經反掀起露出底褲，她只想越快逃離這裡越好。

她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再更恐懼的，她慌亂地站在路邊，希望可以攔下“任何一個人”帶她逃離開這裡，她甚至忘記自己是開車來的，後面彷彿有著洪水猛獸伺機而動，她腳步站也站不穩地爬上一臺貨車。

當她再次出現時，已經是在醫院中，她是《暴劫梨花》的女主角莎拉，同時也是一位性侵受害者，而當她以為抵達安全的避風港時，殊不知有更多人都在等著看她的笑話，而她當然也不會知道“控訴”這趟旅程必須走的比自己想象中的更遠更長。

《暴劫梨花》中闡述的第一個議題即為受害者的身心靈層面；當莎拉在陌生的醫護人員面前，必須自己拉開病服，像是展現一項稀世珍寶般將每一道抓痕曝露在冷冽的空間時，每一張記錄著自己是受害者的相片，都是在記錄她剛剛經歷過的一切。

但是沒有人在乎，因為對醫護人員而言“這只不過是一起強暴案件”，而莎拉“只不過是一位來就診的受害者”。即使在場的每一位都是女性，但似乎沒有人願意感同身受莎拉的遭遇，正如同我們每一位旁觀者，都正漠視身旁發生一切喪盡天良的事情一樣。

我們不需要感同身受，我們只需要慶幸眼前的受害者不是自己就好。再者，當地區檢察官凱瑟琳（凱莉·麥吉利斯 飾）偕同夥伴保羅先後抵達醫院時，則又分別輪番一再地詢問莎拉相同的問題：“你有喝酒嗎？”、“嗑藥？”、“你穿著這套「清涼」的衣服出現在酒吧？”、“你有釋放出「我可以上床」的資訊嗎？”、“你有和酒吧裡的陌生人調情嗎？”

諸如此類的問題像殘酷的刀一而再再而三地將莎拉的心靈層層剝開，彷彿像是透過那些問題提醒著莎拉說：「噢親愛的，我很同情你，但這都是你自找的」一樣。

第二個議題則“控訴”，普遍人們可以直接想到的“控訴”不外乎是受害者對加害人的指控；但是在《暴劫梨花》作品中，加害人固然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那麼，在旁欣賞著“活春宮”的圍觀民眾呢？

將矛頭指向“圍觀”群眾究竟該不該受到法律制裁的最主要原因乃加害者異口同聲的表示他們認為“莎拉是自願與多數人發生性行為的”，而其立場則為男性們多數認為女性在性愛時的“不要”應為“同意”的欲拒還迎！

寫到這裡，希望大家不要主觀地認為這是刻意偏頗或是意有所指的對號入座。因為在《暴劫梨花》裡這是真實發生的故事環節，而且非常重要！

當在法庭上的激昂辯解，不外乎又是對莎拉再一次的傷害，要將自己被輪暴的過程在律師及廣大的新聞媒體工作者中，鉅細無遺地將事發經過重新說明一遍，無庸置疑的是對受害者的“雙重傷害”。

尤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並沒有人認為這是一場穩贏的勝訴。對凱瑟琳來說這是“必須”的，因為加害者的判決以及證人席的一面傾倒，反倒將莎拉塑造成“人盡可夫”的角色，完全模糊焦點的作為，對凱瑟琳和莎拉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沙文主義！

尤其當辯護律師以：“你只是說No，而不是‘強暴’或是‘救命’？那這樣No就成為你呼救的言詞？大家難道不會認為你只是想表達舒服或享受？為什麼你只是用了‘No’？”

《暴劫梨花》以莎拉為主支線向外逐漸擴張，凱瑟琳的堅持及反省亦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緣源由；開枝散葉的養分來自於不公正的審判、莎拉的憤怒和凱瑟琳的正義感使然，環環相扣緊密地牽引才讓《暴劫梨花》的主題更加鮮明。

在電影中，人人都可以成為控訴者、也都有可能成為被控訴人；剛開始是莎拉對加害人的控訴，後來是莎拉對凱瑟琳的控訴；起初是凱瑟琳身為檢方對加害人的控訴，演變成凱瑟琳對圍觀群眾姑息養奸的控訴；最早是新聞媒體及廣泛的社會大眾對莎拉的控訴，之後則是轉化成為地檢處初審判決不公的控訴。

甚至莎拉也曾對自己控訴，控訴著出身卑微、控訴著不平的正義。沒有人完全的無辜，也沒有人全然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