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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圈”之所以是一個“圈”，一方面是因為其中的人情世故以及各種關係完全不亞於其他任何行業，甚至更加明顯；

其次就是因為，在這樣一個場域當中，陷入其中進行競爭的主體十分的複雜，甚至有人會因此而受到極大損失，甚至是失去生命。

尤其是在被稱為“娛樂至死”的韓國，流水線加工一樣的明星和“Idol”，更新換代堪比其國家政壇首腦的流行風潮，以及令人捉摸不透的“飯圈文化”都讓未受到韓國社會文化影響的人感到疑惑，甚至是震驚。

上文所提到的“因為娛樂而失去生命”的案例在韓國可謂是屢見不鮮：根據不完全

統計，在21世紀之後，韓國的娛樂圈當中居然就已經有超過30位藝人自殺。

2019在這個話題當中，更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年份，那一年在短短50天的時間裡就有崔雪莉、車仁河、具荷拉三位韓國人氣明星相繼選擇自殺，頻率極為罕見，一時間震驚了各個國家。

女藝人張紫妍被強制絕育，揭開韓國娛樂圈無下限的一幕。

2022年的8月29日，據韓國媒體報道，韓國演員劉恩珠用十分極端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離世時年僅27歲。

香消玉殞的劉恩珠留下了生前最後一段文字：

“我非常想要演戲，但是很不容易。演戲是我的全部，也是我的一部分，但是生活太難了，非常感謝所有愛我之人，以及我愛之人。”之後便帶著不甘與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

此事對於關注娛樂圈的人而言，無疑是一則大新聞。自2008年以來，不乏一些已經成名的韓國娛樂明星去世，且大多都是自殺。

他們明明處在一個“歌舞昇平”的國度當中，卻還在正盛的年紀以各種消極的方式結束生命，這背後又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答案其實也比較淺顯，

就是韓國娛樂明星的生存環境其實很差。他們需要面對的，除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以及來自粉絲群體的壓力之外，還不得不在及其難以生存的環境當中為自己討口飯吃。

央視曾經有一期節目是專門講述韓娛圈典型的奴隸制合同以及低收入等各種亂象的，節目內容反映出，韓國藝人能夠享受到的待遇跟我們國內藝人相比，可謂是天壤之別。

韓式的娛樂明星培養都是“流水線”式的，娛樂經紀公司會以7-15年時間不等的合同，來作為培養新人的成本，也就是所謂“練習生”會接觸到的合同。

即便是一些娛樂明星在此過程當中爆火，那麼其工資收入也依然會和一開始簽訂的一樣低。並且在極低的收入之中，還有絕大部分是要被經紀公司抽成的。

簡而言之，與國內一些“idol”不同，韓國的娛樂明星在出道時，大部分都要拼命為了娛樂公司去努力工作，否則很快就會被淘汰。

資料顯示，韓國娛樂明星當中，有九成的人年收入只有約700萬韓元，換算成人民幣也就是4萬餘元。

這樣的收入水平放在國內，恐怕是還不如一些娛樂明星一天的收入高。

除了低收入之外，十分重視長幼尊卑的韓國社會也將這一套秩序移植到了娛樂圈當中，行業內部十分講究關係的親疏與等級高低。

以韓國娛樂圈的邏輯來看，先出道的“前輩”在面對晚一些進入這個圈子的“後輩”而言，可以說擁有相當的權威；而掌握資本的財閥，幾乎算得上是所有娛樂明星的“金主”。

幾乎是韓國娛樂圈的“金字塔尖”；能夠改變一部作品走向的製作人、導演、編劇等主創人員，擁有比演員更高的地位……

這樣“等級森嚴”的狀況使得接踵而至的新人們難以把握好一些事情的尺度，當他們面對這些“潛規則”時，其選擇就會顯得尤為關鍵。

比如在2009年時，韓國女藝人張紫妍自殺案一度讓整個韓國社會為之震驚，韓國娛樂圈骯髒又殘酷的潛規則，也在她的遺書當中被一字不漏的敘述出來。

她在遺書中入木三分的表示，其曾被迫向31人提供了“陪酒陪睡”的服務，並且在陪他們的過程中，還要被迫遭受這些“大佬”的虐待和玩弄。

令人髮指的是，即便是她父母的忌日，張紫妍都不得不去進行這些“服務”，因為其一旦不服從就會遭到無盡的毒打和虐待。

然而，在一段時間的震驚與反思之後，韓國娛樂圈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狀態，因為這些潛規則，與韓國社會的內部邏輯是一脈相承的。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曾在2010年釋出了《女藝人實際人權狀況調查》，

該報告顯示：有60%的女演員，曾被要求為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士提供性交易，並且12%的女星承認有被迫的“陪睡”行為。

這些表面光鮮亮麗，平日裡坐擁無數粉絲“擁戴”的娛樂明星們，私下裡其實只不過是財閥以及社會上流人士眼中“玩物”一樣的存在罷了。韓國的歌舞昇平之下，是怎樣悲哀的現狀。

韓國娛樂明星不斷以各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其實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生存環境太差。

壓榨資源的合約、紛繁複雜的關係以及遍佈其中的“潛規則”使得許多身處其中的個體難以承受，最終不得不選擇終結自己的生命。

從事實角度出發，這種事情的出現與這些掌握了資本之後就踐踏他人生命尊嚴的財閥及上流人士之間不無關係，但是真正使得韓國陷入今日狀態的問題本質，恐怕並不僅僅是幾個有權有勢的人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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