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愛上《哈利·波特》的朋友，可能很難想象今天這個尷尬的局面：

1月1日，《哈利·波特20週年：重返霍格沃茨》播出，但不少人開啟節目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跟著主創的回憶進入魔法世界，而是拿著放大鏡尋找J。K。羅琳的身影。

為什麼尋找J。K。羅琳會變成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事情還要從上個月說起。在官方釋出的一系列預告中，飾演哈利·波特、赫敏、羅恩等主要角色的演員悉數到場，導演、製片等主創人員也齊聚一堂，為粉絲上演了一場回憶殺。

然而，大家將預告的進度條一口氣拉到底，卻始終不見最重要的作者J。K。羅琳，由此也引發了“劇組集體拉黑J。K。羅琳”的質疑——

雖然他們在正式播出的節目裡“找到”了J。K。羅琳，但節目只是引用了她在2019年的採訪片段，實際上還是沒參與這次重聚。

節目官方拒絕透露J。K。羅琳缺席的原因，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J。K。羅琳此前因為發表跨性別相關言論引發的輿論風波，而三位主演在去年針對這一事件做出的公開表態，也一直被當成是旗幟鮮明反對J。K。羅琳的標誌。

其實，用“割席、白眼狼、忘恩負義”來形容三位主演和J。K。羅琳的關係，未免過於斷章取義。

事實上，三位主演至今都沒有否認過J。K。羅琳對自己人生產生的重大影響，飾演羅恩的魯伯特·格林特也多次強調過“我尊重J。K。羅琳本人，我不贊成的是她的（關於跨性別的）觀點”。

跨性別群體是一個龐大複雜的議題，公眾持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現象。但促使他們不得不站出來發聲的一大因素，正是眼下公眾二元對立的狂熱情緒，以及必須“選邊站”的網際網路環境。

三位主演的公開表態，被公眾解讀為他們與J。K。羅琳劃清界限的證據，不少人也“順理成章”地對J。K。羅琳展開全方位的抵制——

從拒絕承認她的作者身份，到反對她出席特別節目，他們試圖將開除J。K。羅琳的“哈籍”，抹去J。K。羅琳在魔法世界中存在的痕跡。

今天，我們不妨透過J。K。羅琳事件，一起來聊聊它背後的這種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被取消的J。K。羅琳

取消文化，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

如果光從字面意思來看，“取消”二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社交平臺上的“取關”行為——

所謂的“取消文化”，也可以理解為公眾針對名人的“不當言論”，自下而上做出的抵制行為，包括譴責該名人的觀點、要求他們道歉，拒絕觀看甚至呼籲下架他們的作品等。

事實上，J。K。羅琳第一次針對跨性別事件進行發聲，也與取消文化有關。

2018年，英國出臺了《性別認同法案》（GRA）的改革提案，其中提到允許跨性別者可在無需醫療證明的情況下進行自我認同（比如不用做手術即可聲稱自己是女性），引發了一系列爭議。

英國一位稅務專家瑪雅（Maya Forstater），在網上釋出了多條推特，表示自己對這一政策的反對和擔憂，包括覺得“跨性別者不應該參加女性比賽”等——

但沒多久，她便收到人力資源部的郵件，並因為此事被公司開除，失去了工作。

瑪雅不服，起訴了公司，但就業法庭最終裁定的結果是認為公司沒有問題，因為瑪雅的言論涉嫌歧視跨性別群體，會對團隊氛圍產生消極影響。

2019年12月，J。K。羅琳發表了一條支援瑪雅的推特，將自己推上風口浪尖：

“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稱呼自己，和喜歡的人上床，在和平與安全中過著美好的生活。但僅僅因為聲稱生理性別是客觀存在的，一位女性就該失去事業嗎？我站在瑪雅這一邊。”

很顯然，J。K。羅琳本人也並不完全認同英國針對跨性別群體出臺的政策。

但促使她站出來公開表態的導火索，是瑪雅因為發表觀點而被開除的事件——

J。K。羅琳認為，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意見不合可以討論甚至吵架，但不應該讓一個人就這樣直接“消失”。

J。K。羅琳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她在公共平臺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生理性別是客觀存在的（biological sex is real）”。隨後，她也在個人網站寫下一篇長文，向公眾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和疑慮，試圖與意見不一的人進行充分的交流和探討。

她引用的一個最新例子是：2021年12月，英國蘇格蘭警方表示，根據最新出臺的《性別認同法案》，“如果一名強姦犯認定自己是女性，那麼即使他擁有男性生殖器，警方在將案件登記在冊時也會將其寫成女性”——

這一言論被包括J。K。羅琳在內的不少人強烈反對，她們認為這種做法將“扭曲”英國強姦案的統計資料，讓人們低估男性暴力的威脅程度，給女性安全造成風險。

當然，J。K。羅琳也表示自己做好了被抵制的準備：

“我很清楚支援瑪雅意味著什麼，但反正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被‘取消’了。”

正如她的推測，真正能認真讀完這篇長文、對跨性別議題就事論事的人寥寥。

更多人則是根據J。K。羅琳在推特上發表的言論，便粗暴地將她貼上TERF（激進的反跨人士）的標籤，迫不及待地開始一系列抵制她本人的行動：

有粉絲聲稱J。K。羅琳毀了自己的童年，要抹去一切與哈利·波特有關的文身；《神奇動物在哪裡3》的預告中，名字一向被放在正中央的J。K。羅琳，被挪到不起眼的小角落；

以《哈利·波特》中的同名比賽為靈感誕生、如今風靡英美的魁地奇大聯盟比賽，近日宣佈計劃更改名字，以便與J。K。羅琳割席；紐西蘭的費瑟斯頓圖書節，也出於對這股勢頭的擔憂，臨時取消了以《哈利·波特》為主題的圖書活動……

2021年11月，甚至有三位打著“支援跨性別人士”口號的喜劇演員，來到位於蘇格蘭愛丁堡的J。K。羅琳家門口示威，並在推特上釋出了帶有J。K。羅琳住址資訊的照片，直接導致後者不斷收到死亡威脅信件。

本該多元、包容的討論空間，變成了“我既不贊同你說的話，也不願意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J。K。羅琳吐槽：“證明你們的運動對女性沒有威脅的方法，就是停止跟蹤、騷擾和威脅我們。”

取消文化的演變史

光看J。K。羅琳事件，我們很容易直觀感受到取消文化的荒謬之處——這群人是不是太偏激了，怎麼能因為意見不合，就隨意抹殺一個人呢？

現在一提起取消文化，許多人也是這種嗤之以鼻的態度。大家認為它從頭到尾就是一場沒有主見、煽動情緒的“暴民式”行動。

但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否定取消文化，而忽略它在最初所起到的積極意義，這也是一種極其偷懶的做法。

早期的取消文化，曾一度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肯定。

這是因為，它可以作為邊緣化群體（弱勢群體）的一種發聲工具，用來對抗那些在深陷違法犯罪指控、發表惡劣歧視言論之後，仍活躍在公眾視野中、看上去“沒受到什麼損失”的名人。

一方面，取消文化能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透過對典型案例、社會名人的抵制，震懾住其他有類似行為的人，某種程度上能降低不法行為、歧視性言論在日後的產生機率。

正如在介面文化舉辦的圓桌討論中，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但漢松所說：

“在前網際網路時代，你無法想象憑藉匿名的草根，就可以撼動那些看似不可撼動的人，扳倒原本在司法體系中享有特權的精英。

有了全球反性騷擾運動中哈維·韋恩斯坦的前車之鑑，今後那些想對女同事上下其手的男高管們或許不得不考慮一下後果，因為一旦被曝光，取消文化會以無遠弗屆的鐵拳讓他們付出慘痛代價。”

另一方面，取消文化為弱勢群體提供了一個發聲的聚集地。

雖然他們沒有真正有效的渠道，能對那些名人展開實質性的懲罰，但至少可以透過自發抵制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也讓更多不敢站出來發聲的受害者感受到一些鼓舞——

2017年，知名演員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就因為深陷性侵指控，被不少群眾公開譴責，美國演藝圈出於對廣大民眾的尊重與考量，剪輯掉了他在過往電影中的不少鏡頭。

不僅如此，流媒體巨頭網飛（Netflix）也表示只要有凱文·史派西在，就不會參與《紙牌屋》製作。雖然凱文·史派西沒有進入牢獄，但他的事業卻已經“徹底涼涼”，這一事實大家都有目共睹。

但是，逐漸“壯大”的取消文化，也暴露出不少問題。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表示，“取消文化”可能會讓人們錯誤地認為自己享有言論審判的權利：

群眾認為自己好像掌握了“生殺大權”，可以隨意定義什麼樣的言論冒犯了他人，進而對發表“不當言論”的人進行抵制、羞辱。

然而，一個人能否成功被“封殺”，實際上並不由他們說了算，最終還是要依賴掌握實權的相關機構——凱文·史派西的電影片段之所以能被剪輯，是因為製片機構和出品方與大眾達成了一致，他們認可公眾所抗議的內容，願意響應民意採取“制裁”行動。

但是，如果他們覺得凱文·史派西沒有問題，那麼凱文·史派西可能會毫髮無損地活躍在影視圈，大眾再怎麼抵制也拿他沒辦法——

同樣涉嫌性侵指控的導演伍迪·艾倫，事業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HBO曾在一則宣告中表示不會下架他的作品：“相信觀眾自己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所以這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是誰賦予了這些流媒體機構定義與封殺一個人的權力？

另一個問題是，取消文化早已不僅僅是當初那個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發起的反抗行動。

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取消”的物件已經從極具影響力的社會名人，泛化到學校老師、童書作者，乃至你我身邊的普通人；

被“取消”的理由不一定是違法犯罪、發表歧視性言論，可能只是意見不合；公眾“取消”這些人的方式，也從網上的公開表態，變成詆譭辱罵，甚至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身威脅。

網際網路資訊的高速迭代，更是加劇了取消文化的“變味”速度。

面對鋪天蓋地的社會新聞，人們難以靜下心來思考，往往急於做出“取消”一個人的選擇。一個荒誕的例子是：

在約翰尼·德普深陷家暴指控時，人們紛紛呼籲抵制他的作品，《加勒比海盜6》也將他除名；到了2020年，事情卻迎來“反轉”，大家發現原來前妻艾梅柏·希爾德才是施暴者，此時又調轉槍頭為德普伸張正義，但對其造成的傷害已經不可逆轉。

當他們開始

“取消”取消文化

2020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對1萬名美國人進行隨機調查，問他們對取消文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結果發現，不少人對取消文化只剩下負面印象：

49%的人認為，取消文化旨在追究他人的責任；14%的人認為，取消文化會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導致大家進行不必要的自我審查；12%的人眼中，取消文化已經成為人們剷除異己、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的工具。

在他們看來，面對具有爭議的公眾人物時，人們已經形成了一套不假思索的行事邏輯：

鎖定可疑目標→尋找不當言論→迅速貼上標籤→呼籲全網封殺。

在這套“嚴絲合縫”的行事邏輯下，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因為10年前說過的一句話被取笑，即使人是在不斷進步、不斷變化的複雜生物——

比如美國黑人歌手凱文·哈特（Kevin Hart），就因為被人扒出在多年前釋出的恐同言論，被公眾大規模抵制，最終被取消第91屆奧斯卡頒獎禮的主持工作。

荒誕的是，如果一個人在取消運動中表現得“不夠積極”，也有可能面臨被批評的風險——

在J。K。羅琳事件中，一開始同樣表示不贊成J。K。羅琳觀點的“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因為後來質疑了一句“有些人身攻擊的言論是不是太過火了”，也迅速引火上身，遭到輿論的反噬，被批評“你還不是搶了變性人的角色”。

在眼下情緒高漲的網際網路環境中，可供人們理性討論的空間正在慢慢收窄——越來越多的人拒絕對社會新聞發表觀點，以免因為對任何特定問題的“錯誤”思考而受到譴責。

然而，拒絕對任何事情發表觀點，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好方法。畢竟在持有二元對立觀點的人眼中，“你只要不公開支援我，那就是在暗中反對我”。

在他們看來，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恰恰彰顯了不言而喻的態度——總而言之，被濫用、被變味的取消文化，已經開始引發人人自危的局面。

2020年，J。K。羅琳和150多位公眾人物在《哈珀斯》雜誌上聯名發表公開信，指出取消文化被濫用後，會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比如“不能容忍對立觀點、習慣公開羞辱和排斥他人、用非黑即白的價值觀念，淡化了真正應該被討論的問題”。

一個事實是：

在取消文化之風越刮越猛的今天，J。K。羅琳的圖書銷量倒是不降反增——她最新出版的兒童讀物《聖誕小豬》，已經連續9周排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榜首。

某種程度上，這能體現多數人對當下取消文化的反感態度。

另一個例子是，此前被扒出在幾年前發表過不當言論、一度被公眾集體抵制、呼籲“滾出漫威圈”的導演詹姆斯·古恩，後來也得益於人們反感取消文化的趨勢，在劇組演員和粉絲的一波聲援下，重新奪回《銀河護衛隊3》的執導權。

但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人對取消文化的反制行動，也正在走向一種極端化——

一味地高喊“取消某人”，和一味地呼籲“取消”取消文化，都是在拿著放大鏡鑑定他人屬於哪個群體，轉移了事情的焦點，而忽略了真正應該探討的問題本身，兩者的本質並無區別。

如果我們全盤否定取消文化存在的意義，也會削弱原來那些弱勢群體的發聲力量，畢竟他們呼籲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所以，同樣是在《哈珀斯》雜誌的公開信中，J。K。羅琳等人也沒有忘記強調取消文化的積極作用：

“出於種族和社會正義進行的一系列呼籲行動，都切實推動了警察制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也讓高等教育、新聞、慈善和藝術領域，出現了更廣泛的平等、包容的呼聲。”

回到開頭講的瑪雅案例，這件事情還有後續：2021年，瑪雅贏得了對原判的上訴。審理此案的法官表示，瑪雅針對跨性別群體發表的一系列觀點，“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應該被包容（允許存在）”。

或許當我們不再動不動高呼“取消某人”的時候，對一件事的討論才會有價值——

畢竟，最理想的方式是與對方進行充分的辯論和溝通，而不是直接讓這些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消失”，裝作這樣的聲音從來沒有存在過，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