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黃帝內經》，發現“內”字意義深遠。雖然《漢書》中有《外經》的記載，傳世明代也有陳士鐸《外經微言》，但《內經》仍成為中醫的主脈，是核心。

那麼，“內”的內涵是什麼？

這就不得不想到中國陰陽哲學中有一對範疇：“內”和“外”。

我們在研究中國文化史時會發現一個問題，“內外”二字在用意上，似乎更強調“內”的一面。比如道家修煉，雖有“外丹”，但仍以修“內丹”為歸依，佛家也將自己的經藏稱為內典，佛學又稱“內明學”。

儒家哲學講的“中”，本質亦即是“內”。

這個“中”與“內”，在古代漢語中具有共通的內涵。漢代《說文解字》中，“內”與“中”是能夠同意互訓的。中者內也，內者中也。

許慎又將“”定義為東西。將“▏”定義為南北，東西南北交合為“中”，故曰：“四方中央備矣。”

李毅峰 《攝山川之氣生》

《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中說：“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所謂“神機”，相對於“氣立”而言，主要指“神”對生命體內氣化活動的調控與主宰。機，即關鍵。一切事物之“內”，都是“根於中者”的神機，是生命存在的“內”在根據和根本，即生命力。

治病的根本，是向內尋找能令“神”動之“機”，其為何者，“氣”也。

“氣”能“立”，則可通，則有“精”，則生“神”。“神”是自“內”起而外顯。明代吳昆曾言：“五臟陰陽謂之內”，一切治療手段，都是為了調動人自身五臟陰陽“內”的氣機，使五行相生，五氣相求，五臟相合，完成自我治療，完善自我生命“神機氣立”的操控體系，這才是上醫大境。

所以，明代張介賓注《內經》雲：“內者，性命之道”，“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針藥，行藥在乎神氣。故施治於外，則神應於中，使之升則升，使之降則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藥劑治其內而髒氣不應，針艾治其外而經氣不應，此其神氣已去，則無可使矣，雖竭力治之，終成虛廢已爾，是即所謂神不使也。”

可見，“神應於中”是治療人身疾患的關鍵，“神”就是“內”的核心，“神”之“使”與“不使”，就是“中”與“不中”，是治療獲效與否的“內”在決定因素。

《黃帝內經》的思想與《易經》《道德經》都是一脈相承的。

人處天地之“中”，要與自然合一。宇宙大道規律，孤陰不生，孤陽不長，萬物負陰而抱陽，在陰和陽之間，一定要有一個“內”在的“中”來調動、協和萬物的生長和變化。

《易經》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王純甫注《道德經》曰：“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

老子講：“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黃帝內經素問》謂：“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之“中”，則元氣激盪，周流六虛，循經通絡，合於天地大法。“神”之“守”，則中正平和，正氣內守，外邪不幹。

李毅峰 《秋山入詩心》

佛家更講究“內”，“禪定”就是向“內”修行的一種方式。“禪”意即是沉思、靜慮。《壇經》曰：“外離相曰禪，內不亂為靜。”其要求對自身、對外物，要“返照內觀”，這樣才能“明心見性”，達到無我無物的“中觀”境界。

唐代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言：“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這個“守中”就是“守神”，就是“守內”。只有“守中”，才能保持內心的虛無清靜，通達“內外合一”“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健康大道。

中國文化中的天人關係系統對社會存的影響和認知，反映到由身體之“內”、之“中”、之“神”，而延展至社會，這便形成了莊子的“內聖外王之道”。

《易經》：“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儒家講實現“內聖”的綱領和途徑，即“三綱八目”。“三綱”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八目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內聖”是人格理想，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只有自內而出的“精氣神”，才能把握由外而內的“天地人”，從而達到“內聖外王”。

故而對於“外”而言，“內”才是根本，而“外”為枝葉。“內”是“質”，“外”為“文”，“內”是“裡”，“外”為“表”，文者形也，質之始者，太素也。文質相應，內外合和，表裡如一，才能迴歸“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的身體狀態，達到老子所言“衝氣以為和”的“內”境。

這也是《黃帝內經》“內”中之“神機氣立”的境界。

可見這個“內”、這個“中”才是天下萬法之根本。

（轉發好友李毅峰一篇文章，已經獲得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