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對於人類繁衍功不可沒，卻不等同於完全優化了人類生存模式。

對它的追問與否定反映在諸多指標中，結婚率下降，離婚率升高，生育率下降，人均子女數量下降。

當韓國如同美國等西方國家，1998年建立了普惠國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養兒防老”這一生育理由被最終替代，

韓國開始趕超以“少子”著稱的日本，成為世界上首個“零生育率”國家。

“零生育率”意味著什麼？

一個國家或地區若想保持一定人口規模，其生育率需要達到2。1‰的標準，而低於 1。3‰則被視為“超低生育率”。

韓國從1994年放棄限制生育並實行改革後，情況改善並不明顯。2019年上半年生育率仍為0。98‰，韓國已成為“老齡社會”。

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撰文稱“韓國或將是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年輕人對於婚姻的嚮往程度，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國家人口規模的保持，這是整個世界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未曾想過的。

同處於“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和中國一樣，“多子多福”的觀念都曾影響著全民。

為了控制人口增長帶給社會巨大負擔，韓國也曾從1962年開始實行“自願計劃生育”的政策。

透過免費提供避孕藥物和服務、人工流產合法化、避孕知識和新生育觀念的傳播、對計劃生育家庭提供福利等方法進行控制，效果卓著。

也正是因為有了“只生一胎”的真實經歷以後，人們體會到了其中種種好處，對於生娃的理性思考也逐漸萌發，“只生一個，好養育”成為了全民共識。

“重視孩子質量”成為了新階段全民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成為了民眾親手為自己背上的使命和職責。

“理性生育”進而延伸的“理性婚姻”，卻將婚姻本身逼上了兩條路，要麼高質量，要麼“不婚”。

為如今的年輕人示範的反面案例，最為直接的便是他們身後的父母，兒子不想過爸爸的生活，女兒不想過媽媽的生活，

對婚姻持有“極端理性”觀點的人，彷彿將“不結婚”當作了一種自救。

韓國婚姻的主要負擔

韓國在“零生育率”的威脅下，所進行的政策力度可觀，比如子女6週歲以前，母親可有一年時間進行照料，國家補助40萬-50萬韓元。

首爾為生4胎卻沒有住房的夫婦提供住房；全羅南道康津郡規定，生1胎每月補助10萬韓元，生二胎每月補助15萬韓元，生三胎每月補助20萬韓元，為期一年。

即便是在這樣的政策感召下，年輕人依舊保持著絕對謹慎的生育態度，其主動選擇“不婚不育”的理由，主要是高昂的育兒費用以及婚姻對於個人產生的負面影響。

在“理性生育”的影響下，民眾觀念逐漸變為“若是不能給予後代足夠的生存能力，將會給整個家族拖後腿”。

韓國家庭開始在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下足功夫，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的調查顯示：韓國人養育一名子女，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需花費2。62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50萬元）。

其中，課外教育費用佔總教育費的23％，比重之大以致有人說“韓國將因課外教育而亡國”。

除此之外，韓國《結婚和生育動向調查》顯示，只有14%的已婚女性和20%的未婚青年持有“一定要結婚”的看法，5%的已婚女性和2．6% 的未婚青年認為“不結婚更好”。

不想結婚的理由，男生主要指出經濟負擔，女生多指家務和育兒負擔。

全世界年輕人找不到“結婚理由”

不難看出，韓國年輕人對於婚姻的顧慮與中國有諸多相似之處，這同樣也是全世界年輕人面對婚姻問題共同的困境。

理性告訴我們，盲目結婚可能會帶給自己災難，盲目生娃，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會給自己的孩子帶來災難。

這些理性因素，促使了

年輕人“反向”的責任感，對自己負責，對孩子負責，“結婚”這樣的當代奢侈品，他們寧願不碰。

除此之外，促使年輕人結婚的感性動力：愛情，其發揮的效果也越來越小，很多人早已認清兩者的差別。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社會大發展下的我們，對於愛情的憧憬度越高，對於婚姻背後的一地雞毛就會越失望。

一百年前，俄國出生的美國社會活動家艾瑪·古德爾曼在《婚姻與愛情》中宣告：“婚姻與愛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日本女作家曾表示

“我立志獨身,因為我看到了太多婚姻的不幸,不管哪一代人,都支援已婚者,但是沒有人說結婚本身是有魅力的,結婚是一個危險的遊戲,我不想玩火。”

“婚姻”作為一種契約，約定著一旦達成二人便承諾將與其他人斷絕愛情關係，也就意味著關於愛情的所有情感需求，需要向對方索取。

可婚姻的安穩感首先會讓強調“征服欲”的男性將注意力轉向其他方面，比如業績上獲得成績，地位上再進一步，這些實際意義上的獲得遠比對愛情的經營更能吸引他們。

同時，社會賦予男性的“養家”責任，也使得男性即便想要保持婚前對於妻子的關愛和照料，其心態上的焦躁，也使得“談感情”變得更為奢侈。

這樣一來，女性在婚姻當中得不到足夠的情感滿足，男性的對於感情的追求又不拘泥於二人相濡以沫，使得僅有部分夫妻能夠在婚後感受真正的愛情。

這樣的結果讓年輕人感到困惑，長輩所強調的人生大事“結婚”，付諸於實踐的理由是什麼？

婚姻“威脅著”每個人

婚姻潛在的危害性更是讓年輕人望而卻步。

可以說，與主流的“不想結婚”的理由相比，這些威脅殺傷性更足。

這或許也能揭示為什麼西方國家“不婚”潮流早於韓國，最先陷入“零生育率”的國家卻是韓國。

以美國為例，他們放棄了婚姻，但不意味著放棄了愛情、性甚至是孩子。

“婚姻不是唯一歸宿”，沒有結婚的美國人之中，包括單身、同居伴侶以及單親母親，社會並沒有給這樣的人群任何壓力。相反，在醫療保險等等具體問題上，單身母親和孩子也不用擔心沒有福利。

西方人放棄婚姻這種形式，以更為自由的兩性關係相處，反而減輕了他們對於生育本身的緊繃與恐懼。

而對於東方人，以中國為例，就連離婚以後，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減分”影響。

對於韓國、日本這樣男女地位相差大的國度，“離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評價更甚。

這是社會文化帶來的一種有害“輿論”，本該被逐步剷除，對於女性莫名的“高要求”又作為一種風潮，讓部分女性對於婚姻持有堅決的防禦姿態。

第三產業在全球範圍內發展起來後，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均可獲得足夠的職業發展機會。

“生育”時機，隨著人口死亡率的降低，被越來越推向與事業黃金期重合的位置，生育對於女性職業的破壞性，

讓無數有事業心的女性望而卻步，也讓女性對於婚姻的恐懼程度大於男性。

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卻是包含了原有的成為相夫教子的賢妻，與如今做好經濟獨立的職場女強人，這映射出不平等的社會地位，與“平等”的社會責任，共存的畸形狀態。

“喪偶式育兒”“詐屍式育兒”逐漸成為常態，各類弒妻社會事件逐步發酵，讓女人恐懼婚姻。同時，男人揹負的家庭壓力與自由被限制也讓男人恐懼婚姻。

結婚彷彿變成了一種“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選擇，這樣巨大的威脅性帶來的後果便是擇偶觀的苛刻再苛刻。

只接受“高性價比”婚姻

很多“被動”不婚者，大多數原因是找不到理想的伴侶，付出的代價太大，風險太強，沒有足夠經濟基礎和心裡狀態承擔起這樣風險的人，往往會選擇更加優質的配偶去儘量保障婚姻的“價效比”。

世人皆尋求“救贖者”，世人卻又大多為普通人，在“門當戶對”的清醒意識影響下，很多人放棄了固守，選擇了婚姻，很多人卻就此放棄了這場“冒險之旅”，去尋求更佳的生存模式。

“婚姻制度”本就是屬於人類的文明，並非不能改造。

在發掘已經無法適應時代時，應做的是從根源處尋求變革，僅僅透過物質獎勵，政策督促解決無法根治問題所在。

社會輿論的正確引導，減少婚姻、生育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是人們重新迴歸簡單婚姻關係的重點，也是真正解決生育率低迷走勢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