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澤民律師：廣強執行主任；經辯中心主任；傳銷案件首席辯護律師

李蒙：廣強經濟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研究員

庭審對質的相關問題研究（下）

——對質怎麼做？

關鍵詞：庭審對質,刑事辯護

前一篇文章中，我們介紹了什麼是對質，以及目前我國法律關於對質制度的規定，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想要充分認識庭審對質，還要深入司法實踐中去觀察對質制度的執行現狀，並且基於這種現實制定出對於當事人最佳的對質策略。

一、對質制度的執行現狀與原因

近年來，我國修改刑訴法重點之一就在於強調庭審中心，

並且

司法實踐中不斷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力求構建規範、合理、實質化的刑事庭審程式。然而聚焦到庭審對質制度的司法實踐來看，效果並不理想。

（一）對質適用率低

從法院庭審的普遍情況看，法庭審判仍然基本沿用《刑訴解釋》的規定，將對質詢問基本限於同案被告人之間。以重慶市檢察某分院為例，該院2018年至2019年，即《刑案規程》實施後的兩年間，提起公訴刑事案件共計274件484人，啟動庭審對質詢問程式僅3件6人，人數佔比1。24%。

（二）對質詢問由法庭主導，其他主體作用有限

實踐中，對質詢問基本上是由審判長啟動，審判長實施，並將其作為法庭依職權進行證據調查的手段。控辯雙方極少申請對質詢問，也很少參與對質詢問，因此控辯方基本未將對質詢問作為自己的證據調查手段。

從具體的刑事訴訟實踐看，審判長會首先核實言詞的實質性差異，再要求對質主體對差異內容加以解釋，其間審判長常常針對證據矛盾進行一定的質詢，最後詢問公訴人和辯護人有無補充發問。因審判方主導並實施對質詢問，控辯雙方參與的積極性不足。

即使參與，因審判長也會以該問的問題自己已經詢問，制止控辯方的補充詢問，或者無視該補充詢問，因此控辯雙方的補充詢問對人證調查效果影響不大。因而，司法實踐中對質詢問不免淪為審判長的“獨角戲”。

（三）現有對質多在被告人之間進行

如上所述，對質的主體包括被告人、證人、被害人，但是刑事訴訟中證人的出庭率很低。受這一根本性條件制約，雖然推進庭審實質化，出庭作證的人數相較過去有所提升，但由於我國既未建立言詞訴訟原則，也缺乏證人出庭的有效程式性保障，加之立法對以宣讀筆錄方式開展的人證調查予以認可，使得以書面言詞替代證人出庭仍然是司法常態。

被告人與證人之間的對質詢問以人證出庭為前提，證人出庭率低使得證人與被告人的“面對面”難以實現，第一次直接人證調查尚不能實現，更何況在此基礎上的第二次調查，即對質詢問。因此庭審對質通常也只能在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之間開展。

（四）客觀原因分析

除了我們前文提到的目前規定的對質主體範圍不一而且較窄，缺少具體的對質操作規範——如啟動條件、啟動程式、對質流程等問題以外，我們認為訴訟參與人的消極態度也部分成為了對質制度的執行阻礙。

1。審判人員怠於適用

對質詢問程式的複雜性和對質主體問答的多元性，使得對質過程變得不可控，這對審判人員駕馭、掌控法庭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審判人員往往為了減少麻煩提高工作效率，更樂意採用分別詢問的傳統簡單方式開展人證調查而不用對質詢問。

2。控辯雙方對使用對質詢問不熟悉，有顧慮

相對於舉證質證書面證言，對直接人證的調查難度較大，不可預見、不可控制的情況容易出現。與此同時，因實踐中證人很少出庭，公訴人與辯護人對直接人證進行調查的訓練普遍不足，而且就

對質

詢問技術則更不熟悉，更擔心對沖突證言（供詞）進行調查的效果，因此極少申請使用對質詢問。

可以看到，雖然證人以出庭作證的方式提供證人證言，並由控辯雙方以交叉詢問的方式對其證言進行質證。這既是辯識證言真偽的有效方式，也是被告人應享有的訴訟權利，並已成為法治國家刑事審判的通行做法。

然而，長期以來，在我國刑事審判實踐中，證人（尤其是控方證人）幾乎不出庭，對其證言的質證只能透過宣讀證言筆錄的方式進行。再加之，缺少具體的對質操作規範，審判人員、辯護人、公訴人無暇、無力組織起行之有效的對質流程。因此，導致被告人與證人、被害人之間的質證近乎絕跡，被告人之間的質證程式、發問內容被審判人員牢牢地主導著，控辯雙方所能發揮的作用則微乎其微。

二、當下如何開展庭審對質——被告人之間的庭審對質

在證人（被害人可以看做特殊的證人）普遍缺席的刑事訴訟庭審程式中，如何開展被告人之間對質成為我們關注庭審對質的焦點問題。

首先

，我們應當清楚看到，被告人之間對質的前提也是雙方的口供之間存在著“矛盾”或者“實質性差異”，比如兩被告人就誰是首謀者的供述不一致，辯護律師通常可以透過審閱卷宗材料（如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發現這些實質性差異。

其次

，對質詢問應當向法庭提出申請。法庭訊問被告人是單獨進行的，即使雙方的供述存在矛盾，也不能“隔空對線”。因此，在滿足對質的前提後要想實現對質還需要向法庭申請。

再者

，應當區別情況，把握分寸，避免當事人參與對質的負面效應。言辭證據具有解釋的多樣性，對質詢問具有技術性。因此當事人很容易在對質中落入對方的

的

圈套之中，進而導致得不償失。因此在操作中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一）未雨綢繆，應對自如

辯護律師應當根據案件特點以及參與對質人員的性格特徵、理解能力、表達能力、相互關係和各自陳述的內容，預判並列明對質詢問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並且制定相應的應對方案。

（二）留意先期發問，注意固定證據

一般來說，對質的發問是由申請人先行質詢發問。此時要注意及時透過發問及回答固定對於我方當事人的有利資訊，避免在對質詢問中因不適當影響導致證據發生變化。

當然，在司法實踐中，也會出現先由審判長進行發問的情況。此時應當注意提示當事人實事求是且採用相對保守的方式回答，辯護律師應當記錄審判人員的發問及當事人的回答，並在之後的發問中對這些內容予以必要的補充。

（三）注意發問與回答的內容

辯護律師應當注意對質參與者的發問方式，及時申請法庭制止與案情無關的發問和回答，可能損害司法公正以及對質人人格尊嚴的不當發問和回答。

（四）注意：防止資訊不對稱條件下的不當影響

在部分案件中，“實質性差異”是因為資訊不對稱形成的，此時要注意發問順序。

如對質人甲因自身經歷而掌握了某種資訊，從而做出了存在某一事實情節的陳述，而對質人乙因為沒有這種經歷而否定某一事實情節，兩者形成“有”與“無”的差異。

在此種對質詢問中，發問者原則上應當安排否定者乙先陳述，肯定者甲後陳述，然後再進行追問。因為否定者被先詢問的情況下，由於缺乏相關資訊而難以

即時

增添：如由肯定者先陳述，由於提供了相關資訊，在而後的詢問中，否定者可能受其影響而出現“順竿爬”現象或者陳述不一致也會被法庭認為是翻供。這種詢問的先後次序安排可以降低對質中的不當影響，避免被法庭認為是“串供”以及違背事實“翻供”等問題。

也就是說，要注意詢問內容的先後順序及個別性，圍繞對質焦點，按照時間順序提問，並且應當先問與自己相關的，再問

他人

相關的。

結語

整體來說，目前對質制度的執行確實存在著很多不足，如證人出庭難、出庭率低導致被告人與關鍵證人的對質無法實現，質證程式被法庭把控，被告人及辯護律師發問受限，還有就是對質技能有待完善。

但是俗語道：“沒了張屠戶，也不吃帶毛豬”，即使具體措施不完善、質證權利受阻，辯護律師也應當盡力為當事人爭取實現對質權，及時提出對質申請，並且在對質程式中做好應對方案，藉由庭審對質程式為當事人謀取最大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