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爺返回原地撿手機

吉林白城，一女子在雪中嬉戲摔倒後手機從兜裡掉落（自己沒有察覺），一位過路的大爺看到後非但沒有提醒女子，反而用腳踢雪把手機給埋藏起來，等到女子走遠後，大爺迅速返回原地撿起手機揣進兜裡離開。然而巧合的是，這一幕正好被路旁的電子監控裝置記錄下來。

可有必要說明的是，大爺的行為既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偷竊”，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撿拾”，但總體上來講是趨向於不道德的性更多。只是我們要知道，如果不是電子監控裝置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事情更是沒法定性。

之所以這樣講，倒不是把“手機掉落”到“手機丟失”的結果完全歸咎於大爺，而是大爺本來可以透過舉手之勞的善意避免掉“手機丟失”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大爺沒有親眼看到“手機掉落”的過程，也不知道手機的主人是誰，那麼即便他撿到手機想據為己有，又是另外一回事。畢竟對於手機來講，如果撿到的人想歸還給失主是可以辦到的。

就此而言，我們在看待大爺據為己有的行為時，還不能太過籠統。說到底大爺想把手機據為己有的心思，是從看到“手機掉落”，並且得知女子沒有察覺的情況下，瞬間起意的。雖然我們無法預料大爺不把手機踢到雪堆埋藏的情況下，女子會不會返回尋找手機，但是大爺把手機踢到雪堆埋藏，那麼就意味著當事女子基本上沒什麼機會尋找到手機。

所以僅就事情的推動和結果來講，從“手機掉落”到“手機丟失”，大爺算是主要的推動者，而女子不僅算是不夠小心，也稱得上“遇人不善”。當然我們也很清楚，如果“手機掉落”到“手機丟失”的整個過程沒有被電子監控裝置記錄下來，那麼就意味著大爺想據為己有的“踢雪埋藏”操作會完全被摺疊。

事實上，這樣據為己有的操作在沒有電子監控裝置的年代裡，很多時候像大爺這樣的人，都不會有太大的道德負擔，因為在他（她）們看來自己“沒偷沒搶”，只是趁著失主不知情的情況下順走，所以就會走向較為自洽的心理路徑。

基於這樣的前提，我們再去看待整體社會對拾金不昧者的溢美之辭，大概就能更好地接受。要知道在審視拾金不昧的行為時，常伴隨著一種絕對的考量：東西不是自己的，撿到歸還失主自然是應該的。

但是對於絕對考量中的“應該歸還”，它本身是自律德行前置的結果，也就是隻有撿拾者自己認識到“應該歸還”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那麼拾金不昧的行為才能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行為。只是具備自律德行的人總還是極少數，以至於在社會性的道德推崇中，拾金不昧依然需要被凸顯。

因為我們在推崇道德行為時，只有顧慮到人性的複雜性，才可能最大限度地讓道德走向良性迴圈。而一味地強調“這是應該的”，“那是應該的”，最終只能讓人走向虛偽。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確實存在知行合一的極致道德自律者。

另外大爺把女子掉落的手機踢到雪堆埋藏，即便存在較為明顯的據為己有跡象，但是也好像不能完全證明大爺就壞透了。因為就據為己有的行為來講，更關乎發生的情境和具體的道德考量。

假設“手機掉落”的瞬間，周圍還有很多人在場，那麼大爺也可能沒機會做出把手機踢到雪堆的動作，以至於可能會順勢提醒當事女子。當然這也只是後話，但不得不說，情境確實可能影響行為的轉向。

甚至大爺要是知道路旁有電子監控裝置，也可能不會做出把手機踢到雪堆的動作。在這個事情上，我們可以在一些公共場所的“溫馨提示”裡找到佐證，最典型的是“您已進入電子監控區域”。平心而論，這般“溫馨提示”並不溫馨，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那些“手腳不乾淨的人”確實挺管用。

與此同時，要承認人性惡不一定屬於別人。就以過路的大爺來講，可能平日裡還教導自己孫子要拾金不昧，但是真正自己遇到別人丟失貴重物品時，自己的底線便瞬間坍塌。毫不誇張地講，在拾金不昧的事情上，除卻關乎撿拾者的良心，也關乎失主所丟失的物品本身的價值（價值對於撿拾者有沒有誘惑力）。

說到底，絕大多數人既非罪犯也非聖人，這種時候確實僅靠自律德行是不夠的，對於罪犯甚至需要再加上律法約束才行，而對於聖人來講尋常道德自然也顯得多餘。這種情況下，適當的推崇守住道德底線確實很有必要，因為它更關乎常人行為的約束。

至於有人提議對大爺進行法理層面的嚴懲，或許就有些過頭。我們可以反對大爺的做法，或者說反對還不夠，必須將大爺據為己有的手機追回才好，但是絕對不必嚴懲他。因為從根本上講，大爺的行為相對隨機，所以惡性相對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