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國，除了頻繁的戰爭以外，還有好幾次非常重要的人口大遷徙，闖關東和走西口就是其中的代表。今天我們按下闖關東不講，單說一說走西口的故事。“走西口”主要以山西人和陝西人為主，但是，最終取得成就的卻大都是山西人。

那麼，這就引出了一個疑問，究竟為什麼山西人能夠從走西口的大潮中脫穎而出，成為富商呢？

事實上，無論走西口還是闖關東都是人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下的一次探索。中國人的宗族觀念非常重，同時，大部分中國人對於離家也是有著牴觸情緒的。這種情況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年代更加嚴重。如果不是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沒有人願意背井離鄉。

可以說，古代王朝的人口大遷徙基本上都是國家強制實行的，被迫遷徙的人大都手上綁著繩子，最終，被押送到目的地。

清初透過康雍乾三世的休養髮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於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蹚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 。。。

走西口和闖廣東則與這種被動的遷徙截然不同，這兩次遷徙雖然也是出於無可奈何，但是，參與的人口基本上都是主動的。山西人從雁門關一路出走，經過了殺虎口以後便抵達了包頭。而陝北人則是從神木口前往蒙古寧夏走，至於河北人則是從張家口一路趕往河套和蒙古。

走西口雖然有很多人，但是，其中致富的大多都是山西人。

要說起來，山西人致富的秘訣其實很簡單，與牲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麼，為什麼說致富與牲口有關呢？原來，在陝北人的眼中，牲口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無論走在哪裡，都要把自己的牲口帶上。而山西人則完全不同，他們往往比陝北人更窮，所以，走西口的時候孑然一身，根本就沒有什麼家當，更別提拉著牲口一起走了！

陝北人則不同，在陝北人的眼中，牲口是有靈性的，他們不論走到哪裡，都要將自己的牲口帶在身邊。陝北人世代從事農耕，他們打心眼裡愛惜牲口，因為他們知道，牲口是自己能夠餬口的資本。所以，在走西口的路上，這些陝北人哪怕自己捱餓，都要把自己的牲口喂好！

於是，就這樣，陝北人帶著牲口一路經過神木口，來到了塞外。

然而，牲口一方面讓陝北人得到了安身立命的機會，在另外一方面也成為了掣肘他們發展的累贅。由於在農耕時代牲口對於農民非常重要，所以，陝北人帶著牲口來到塞外以後，就比陝西人多了一些資本。他們可以用自己的牲口搞運輸，甚至，在年關將近的時候，他們還會趕著牲口，馱著自己一年的收貨回到家中。

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饑民。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

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並且，山西走西口的人大都是些沒有資產的佃農或是長短工，他們在家鄉的時候，就在各個地主家流轉工作。他們能夠活下去，靠的是自己的苦力，掙的是工資。

也因為這樣，他們的收入更少，沒有牲口的助力，他們甚至難以回到家鄉。

在這種情況下，山西人基本都留在了塞外，他們本來就是孑然一身，留在塞外之後也就認命了，不會思考著年年回鄉，所以，山西人可以沉下心來做事業。由於不用回家，山西人在塞外紮下了根，而陝北人則不同。塞外對他們來說就是異鄉，不是久留之地，只要家鄉的情況好轉，那麼，立馬就會回家去。

喬家大院的創始人原本就是個沒有絲毫家產的山西農民，他當年走西口以後也是孑然一身。他在塞外辛辛苦苦幹了十幾年才攢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並且，在那裡開了自己的店鋪。喬貴發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堅守在塞外，最終，才成就了一番事業。

現在的包頭城，依舊流傳著喬貴發的故事。人們甚至認為包頭之所以會那麼富庶繁華，就是因為喬貴發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

其實，帶不帶牲口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就算是拖家帶口全都搬到塞外，同樣可以創造出一番功業。同理，就算孑然一身，也未必能夠成為富豪。但是，帶牲口的背後揭示了兩個地方人對於生活的態度，無牽無掛的山西人因為窮到了家，所以他們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然而，仍有盼頭的陝北人則大多平平凡凡。

參考資料：

『《歷史上的“走西口”》、《喬家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