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三年四月，元順帝病死應昌，諡號惠宗。朱元璋強調順帝是“知順天命，退避而去”，故此加號順帝。順帝病死之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終於登上帝位，即元昭宗，蒙古尊號必裡禿汗，以次年為宣光元年（ 1371 ） ，在漠北重建汗庭，儼然有中興氣象。

以愛猷識理達臘的漢文化水平，也未見得能夠理解“宣光”這一年號的意義，這一年號很可能出自當時漢族士人手筆，有意借古諷今。如果我們推敲杜甫此詩的寫作背景，就會發現唐肅宗的事蹟與元昭宗有很多相似之處。

肅宗出任天下兵馬元帥，負責平叛事宜，昭宗有著同樣的經歷。而肅宗先斬後奏，擁兵自立之後乃通報玄宗，迫使玄宗承認自己稱帝的事實，這是肅宗歷來為史家所詬病的一點，恰恰也是昭宗當年想做但卻沒來得及做到的一點。可以說使用杜詩中此句作為標榜中興的年號，給人的感覺並不是非常光彩，倒像是有些諷刺昭宗的意思。

根據目前我們能夠掌握的資料來看，元代皇帝之中，只有文宗與順帝具有一定漢文化水平。文宗在大內建立奎章閣，儲藏書籍，招納學士，當時著名文人學者都集於此間。而且文宗還喜歡揮毫潑墨，書寫“大字”，贈予臣下，可見至少他的漢語達到了讀寫水平。順帝從小就沒有在草原上長期生活的經歷，在漢地時間較長，且其身世之中，還有出自瀛國公後裔的秘聞，可見與普通蒙古貴族的成長經歷不同。

在元末明初，有不少關於元順帝能作漢詩的傳聞。根據《庚申外史》的記載，元昭宗愛猷識理達臘在太子時對漢文化就沒什麼好感。當時順帝給他請來曾參與宋遼金三史編修的文士李好文做老師，結果愛猷識理達臘卻迷戀吐蕃僧人傳授的密教，還對身邊的人說：“李先生教我讀儒家典籍，這麼多年我都弄不明白書中講的到底是什麼，西蕃上師教我佛經，我過了一晚上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由此可見，昭宗對於漢文化並沒有太多興趣，故此對於“宣光”這一年號是否真的合適，也不是十分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