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售假、缺斤短兩、以次充好等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歷來為人們所痛斥。古代雖沒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消費者權益日”，但從一些法令條文、史籍及民間筆記中，仍然可以看出古人對消費者權益的重視和保護。

兵馬司兼管“市司”

欺行霸市“無帖”經營“杖一百”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設兵馬司，兼管市司，並規定在外府州各兵馬司“一體兼領市司”。永樂二年（1404年）北平（永樂十九年，即1421年改稱北京）設城市兵馬司，“兼領市司”。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分置五城兵馬司，“職責頗繁”，其中“命在京兵馬指揮司並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鬥、秤尺，稽考牙儈姓名，時其物價”。

清朝定都北京後，基本沿襲了明朝的城市管理體系，《大清律例》中有“市廛”之款。“市廛”指交易之所，亦即市場，對其管理有明確規定。如對經營中的欺行霸市行為，雍正十三年（1735年）便規定：“京城一切無帖（龍帖，即營業執照）鋪戶，如有私分地界，不令旁人附近開張；及將地界議價若干，方許承頂；至發賣酒斤等項貨物，車戶設立名牌，獨自霸攬，不令他人攬運，違禁把持者，枷號（拘留）兩個月，杖一百。”此後又增加了“霸市欺人，致傷致死者，從嚴而議，無以寬縱”的規定。

據《北京商市》記載：清順治年間，京西有個叫劉長齡的煤商，因獨攬阜成門外的煤市，諢名“黑五爺”。他糾集一幫地痞、無賴，將門頭溝一帶“駝戶”運來的煤炭強行低價收購，然後高價售出，不從者要麼被轟走，要麼遭打殺。他欺行霸市，無法無天，但一些官員還與其“投刺會飲”，從中得利。順治九年（1652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疇將劉長齡的罪行上奏皇上。順治皇帝大怒，命掌管內三院的皇叔鄭親王濟爾哈朗督辦此案。不久劉長齡被捉拿問罪，並被斬首於菜市口，其黨羽數十人分別領刑。與此案有牽連的多名官員有的被革職，有的被充軍，為其充當“保護傘”的兵科（衙署）給事中（正五品）李運長被斬首。

定期“校勘街市斛鬥秤尺”

缺斤短兩要“撅秤桿兒”“杖六十”

坑害消費者利益最常見的行為是缺斤短兩，為此，明清時期對度量衡嚴格管理。明朝規定，市場交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須與官府定製的標準相符，且經官府核定烙印後方可使用。明洪熙元年（1425年）、正統元年（1436年）、景泰二年（1451年）、成化五年（1469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等，朝廷都曾頒佈過核校度量衡法令。製作和校定標準量器之事最初由司農司負責，後改為工部。“凡度量衡，（工部）謹其校勘而頒之，懸式於市，而罪其不中度者”。官府對秤的製作也有明確規定：“錘兒無捅移，杆幹要正直，量數兒須勻密。世人個個討便宜，賴你成平易。鋪面營生，出入一例，好名頭從此起。輕重在眼裡，權衡在手裡，切不可差毫釐”。清律中也規定私造度量衡器具違法：“凡私造斛、鬥、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鬥、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

清代對缺斤短兩的懲處也極為嚴厲。乾隆年間，兵馬司官員“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鬥秤尺”，一旦發現有作弊的，當即處置，最直接的方式是將斛、鬥、秤、尺沒收或當場銷燬，俗稱“撅秤桿兒”、“砸秤盤兒”。嘉慶年間，前門外廊坊二條有家油鹽店，掌櫃的私下裡備了兩杆樣式相同的秤，其中一杆讓夥計使用，遇有兵馬司官員校勘斛鬥、秤尺，以此秤應付。另一杆為掌櫃自己所用，但已做了手腳，修改了秤的定盤星，原本一斤為十六兩，變成了一斤十三兩，也就是稱重時少給買家三兩。一日，兵馬司正副指揮突然親自校勘街市上的斛鬥、秤尺，當時掌櫃的正在給買主稱鹽，兵馬司官員破門而入，使他措手不及，作了假的秤被查出，當即被撅了秤桿兒，隨後被羈押，“杖六十”，店鋪被封三個月。

製假售假“各笞五十”

售賣變質豬肉致死“斬立決”

以次充好，製假售假也是市場上常見的，明律規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實，及絹布之屬紕薄、短狹而賣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貨物“不牢固”，紡織品“紕薄”、“短狹”，均屬次、劣商品；“不真實”，則是指冒牌、假偽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狹”，也指尺寸不合格、數量不足的商品。

據傳，清康熙年間，南城兵馬司曾要求出售玉器、金銀首飾等貴重商品的店鋪在銷售商品時，要與購買者立有合約，即承諾買回後五天內發現問題的，可以找賣方退貨；賣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強令賣方退換。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親孝聖皇太后60大壽，滿朝文武大臣便到處搜尋奇珍異寶以做壽禮。有位大臣從琉璃廠西口的“景德軒”瓷器店買了一個宣德年間的如意寶瓶，準備進貢給老太后。可巧當晚有位玩老瓷的朋友到訪，於是請他給剛買的寶瓶掌掌眼。來人仔細看過之後斷言，以此物之款識、器型、紋飾、胎釉及彩料而辨，絕非300年前宣德年所造，時不過五年，實為贗品。大臣聞之，怒氣頓生，第二天便找到賣家。掌櫃的自知理屈，退了錢款，但買者不饒，要問他的罪。掌櫃的一個勁求饒，付了一張一千兩的銀票，算是賠罪，而那寶瓶也讓買主給砸了，以免再去坑人。

明清時期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均施以“重典”。《明代市場管理》載：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規定：“發賣豬羊肉灌水，及米麥等插（摻）和沙土貨賣者，比依客商將官鹽插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意思是說，凡是出售“注水肉”，以及為了增加重量，故意在糧食和食鹽裡摻沙土的，打八十大板。清代除了將此規定編入《大清律例·比引律條》外，乾隆年間又規定：“凡售以質變禽畜之肉，致人或亡或殘者，施以重刑，不以寬饒。”

清代豬市（民國稱豬市大街，今稱東四西大街）以東四為中心，分散著數十家豬店和豬肉槓（也稱肉鋪），每天連夜將當天收購來的生豬宰殺，第二天出售。有的商戶見利忘義，竟將已變質的豬肉出售。據傳道光年間曾發生過因出售變質豬肉而出了命案。豬市東口有王氏豬肉槓，一年三伏天，從鄉下收購一隻病死的豬，連夜大卸八塊，天亮後低價叫賣。不想當天下午便有多人找上門來，說吃過早上在這裡買的豬肉後上吐下瀉，有的已不省人事。此事很快報到兵馬指揮司，因人命關天，兵馬司立即上呈順天府。當日王老闆被捉拿，不久被判“斬立決”。

商品須明碼標價每月“取勘諸物時估”

賣物以賤為貴“杖八十”

明初已由官方確定物價，實行每隔二三日“時其物價”，並規定“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核實，依期開報，毋致高抬少估，虧官損民”。民間市肆買賣一應貨物的價格，“須從州縣親民衙門，按月從實申報合於上司”。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頒令，凡“藏匿貨物、高增價值”的商戶，“以鈔罰之”。《大明律》市廛門“把持行市”條規定：“凡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合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坐贓論。一兩以下笞二十，犯止杖一百，徒三年，入己者準竊盜論”；“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奸計，賣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者，杖八十”；“若見人有所買賣，在傍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四十。”

據《前門大柵欄史話》記載：清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京城大雪，多日不止，漕運及陸運均受阻，多家米莊、米麵行、陸陳行（經營玉米、小米、小豆等雜糧）幾近斷貨，為此一些商戶哄抬糧價，“日漲三次”，於是有人到兵馬司“投訴”。隨即兵馬司派人對前門大柵欄糧食夾道（今稱糧食店街）等巡查，不到半日就查出二十多家糧店私漲糧價，有的糧價甚至比平日高出近一倍，隨即上報。第二天，這些糧店、米莊有的被罰銀，有的被封門。其中一家名為“寶成號”的米莊，私下裡囤積大米百餘石（約一萬二千斤），以高價出售，被查出後全部充公，掌櫃的被杖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