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2月，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的蘇格蘭裔澳大利亞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 Morrison）博士，懷揣向媽媽借來的40英鎊，開始了從上海溯長江而上，穿越中國西南，到達緬甸的為期半年的旅行。他不懂中文（交流主要靠管家、沿途的傳教士和隨身攜帶的一本英漢辭典），沒有衛隊，沒有武器，一路上，行李和交涉由分段僱傭的一箇中國管家和兩個苦力負擔。

儘管在此之前（1875年）有英國冒險家馬嘉裡在中緬之間被殺的慘劇，但他並不害怕，因為根據《南京條約》第一條，中英兩國有義務保護對方的僑民或旅行者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因此，一路上的保安任務就成了沿途衙門的工作，這既省錢又提高了莫理循在公眾眼中的社會地位。

滇川交界處的老鴰灘鐵索橋

3月下旬，莫理循離開敘府（今宜賓）向雲南昭通走去。他已經對四川的茶葉背夫和川藏茶葉貿易有了很多的瞭解。此時，無論是飯前還是途中休息，莫理循都會停下來喝茶，在他1895年出版的遊記中，有很多他對雲南各地品茶的記錄和評論。

比如，剛進雲南的第一站，走過老鴰灘（雲南人念成老Wa灘）吊橋，他看到一些“有一些泥巴和竹子建成的客棧，骯髒的桌子上放著六個茶碗，有爐子供旅行者使用”，“能買到的茶葉是劣質的”。在通往昭通大關縣的山路上，“每一個轉彎處，都有供人休息的茶亭，可以喝到茶，避避似火的驕陽。”他把在大關喝到的茶和廣州相比，認為大關的茶貴的是四文錢一杯，便宜的兩文錢一杯，“

茶水比廣州的好而且量多，廣州的茶錢則是這裡的25到50倍。

”

在昭通，莫理循為自己買了“壓制成圓餅形的普洱茶。”他接著寫道“普洱茶在撣邦（指傣族土司領地）生長，是中國的上等茶葉之一，全中國範圍內都用的一種饋贈佳品。在北京的皇宮裡，皇帝就喜愛這種茶。然而中印茶葉質量的競爭是很激烈的。我曾把剩下的普洱茶拿給加爾各答蔓果巷一位著名的品茶專家，請他發表意見。他說這茶‘很值錢，利潤大，它使我們知道什麼樣的茶葉才稱得上是上等茶葉。’”

莫理循和他的中國僱員們

這裡有幾個問題要說明一下。

首先，莫理循時代，也就是1900年以前，沱茶還沒有發明出來，雲南銷往四川以及內地的茶葉主要是圓形的餅茶，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七子餅茶。

其次，由於莫理循並不懂中文，因此，他說這種茶是那個時代全中國的饋贈佳品，這種認識應該更多地來源於當時的社會共識以及書籍和莫理循的傳教士朋友們的介紹。

第三，那個時代，西雙版納還在車裡土司管理之下，清廷對他施行一種寬鬆的管理，也就是說，只要他進貢時上表歸順就可以。而車裡土司今天歸附清廷，明天投奔緬甸，導致當時的地圖總是在變。不過在這裡，莫理循仍然傾向於認為普洱茶是產在中國的，也就是說，他認為普洱茶是在撣邦中的中國部分出產的。

第四，儘管那時紅茶已經開始在國際市場上流行，印度的紅茶出口量已經超過中國，但印度專家仍然認為普洱茶是一種高品質的上等茶！

在路上，莫理循多次遇到上百匹馱著普洱茶的馬隊向四川行進，而相反的，大批苦力揹著沉重的瓷器，包括茶杯、茶碟、茶杯蓋、湯匙、飯碗等和莫理循向著同一個方向行走，這些人把江西景德鎮的瓷器運到雲南來銷售，這裡的價格是原產地的三四倍。

江西的“飯碗和茶杯製作得很小巧、結實、精緻，即使是最簡陋的瓷器都精心地繪上圖案，更別提優質的瓷器，特別是皇家用的了，那上面都繪以最美妙的圖案。”由於瓷器相對來說比較貴重，雲南的鋦碗業就比較發達。好奇的莫理循特地在路上打碎了一個茶杯和茶碟，想得到一個鋦過的工藝品。打碎後他才發現，沿路的窮鄉僻壤，根本沒有鋦盆鋦碗的。

在東川的一個小村子裡，莫理循的隊伍“在一個茶館前的涼棚下休息，清涼的山泉從我們腳邊流過。店小二用乾淨的杯子泡上好茶端到我們面前，還擺了一盤像甘蔗樣子的杏仁糖，糖裡面放了花生。茶館裡座無虛席。茶客中有一人蜷縮著躺在席子上，用胳膊當枕頭，正在熟睡。……”多麼悠閒的生活！多麼生動的描寫！莫理循筆下雲南人的閒適與優雅不輸成都。

4月13日，莫理循到達了昆明。他從東門進城，來到雲貴兩省電報局。那時的電報是有線電報，必需架設電線杆。因此，電報局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電報局的技術總管丹麥人克里斯蒂安•金森接待了莫理循。第二天，金森帶著莫理循去拜訪他的中國僱主雲貴兩省電報局總辦李必昌。（《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的福建教育出版社本和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本均將“李必昌”譯作“李璧章”，這是兩書共同的瑕疵之一。本書其他引文均來自福建教育出版社本）李必昌是廣西人，是後來在勐海開設復興茶莊並寫過眾多邊疆文化著作的李拂一先生的叔祖。李拂一先生的父親李瑞應就是隨他的叔叔來雲南做官的。

李拂一

莫理循寫到：“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接待了我，把左邊最好的位子讓給我，用胖手親自捧茶給我喝。李的官位比道臺還高，他將是下一任蒙自道臺，薪俸400兩，他希望每年積攢1萬到2萬兩銀子。李還是省善後總局總辦，其機構成員由巡撫之下的四大高官藩臺、臬臺、鹽運使和糧儲道組成。”

隨後，莫理循對中國的官場貪腐做了一些議論。我不否認李必昌可能存在受賄行為，但他列舉的薪俸數字是有問題的。清代官員薪水是很低的，但他們有一筆不菲的養廉銀，官越大，養廉銀越多。比如雲貴總督薪俸加補貼只有幾百兩銀子，但他的養廉銀卻有二萬兩之多！

1941年，中茶佛海辦事處發給李拂一的復興茶莊的內銷茶商稽核登記證

隨後幾天，金森又帶莫理循拜訪了另一個和茶、茶馬古道有關的重要人物——雲南首富、紅頂商人、錢王王熾。早期，王熾靠在雲南和重慶之間走馬幫運輸普洱茶和其他貨物起家。隨後，他在重慶設立天順祥票號，在13個省（當時全國18個省）都有天順祥分號，他在敘府、武漢等地還設立茶行，批發茶葉。

在昆明，他“既從事鴉片、麝香貿易，也借錢給省裡，並負責向北京交付賦稅和儲存自回民起義以來其它省向雲南調撥的救濟款。此外，他還擁有出口大錫的壟斷權，在好幾座礦山有股份並自己擁有一座銅礦。”（引自法國里昂商會1895年的報告）王熾發財後，還在四川瀘州、雲南彌勒、開遠等地修建了三座鐵索橋。他是四品道臺，擁有二品紅頂子、三代一品封典的待遇。

那天，王熾正和兒子以及家眷們吃晚飯，他把來客安排到客房，點上煙燈、拿來雪茄、端上好茶，請客人自便。吃完飯後，王熾回來和莫理循聊天，談論澳洲的金礦產業，並請西醫莫理循為他把脈，檢查了他的身體情況。

隨後，他們還到王熾的兒子王鴻圖開設的雜貨鋪參觀，看他新買來的照相器材和洗相藥品。那時，攝影術才發明不久，裝置笨重，沖洗麻煩。王鴻圖正跟金森先生學習攝影和沖洗技術，他把自己拍攝的老爸王熾的照片掛在自家的堂屋裡。王家也許是昆明最早對攝影產生興趣的人，這就難怪幾年後來到昆明的法國領事方舒雅會帶回那麼多王熾家的珍貴照片，這些照片也許就是王熾的兒子王鴻圖親自沖洗的呢。

莫理循離開昆明時，雲南的藩臺（官階排雲南官員中的第三位）派給莫理循的護送親兵。他是東川人，身高七英尺一英寸（相當於2米16），是當時雲南軍方的形象代表。

離開昆明後，莫理循對大理、保山、怒江等地都有喝茶的記述，對保山的那些描述非常有趣。那天是5月9日，莫理循來到保山的蒲縹。“那天是集日，村民看到一個外國人吃飯，實在是得到一種罕有的愉悅。飯館前的那條街一度為之阻塞。

老闆盡力滿足所有想同外國人一起喝茶的茶客的要求。”飯後莫理循“向老闆指出，他想每天僅用一小塊黑抹布擦所有的茶杯、茶杯蓋、所有的桌子、溢位的茶水，還要擦碗碟，而使那些傢什不髒，實在是荒謬的想法。”儘管莫理循記錄得條條是道，但想象一下場景，一個不會說中文的外國人，對著一個搭著一塊黑抹布的茶館小老闆禮貌而又喋喋不休地說著什麼，對方除了點頭還能有什麼動作呢？

莫理循的時代是一箇中國和世界互相摸索，互相挑逗的時代，探險家們和傳教士們已經進入了中國，他們睜大好奇的眼睛，從內部打量著這個東方神秘的巨人，中國也在悄悄地引進西方的人才，比如赫德就擔任了大清的海關和郵政總長，比如莫理循後來就擔任了中華民國的總統顧問，但這過程中的文化和情感衝突在所難免。

莫理循應該是那個時代偏見比較少的一個西方紳士，他的記述和留存下來的海量書籍、文獻、檔案，是我們瞭解清末到民國初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的重要的可信的史料，但由於本文意在雲南的茶文化，其他更重要的話題還是留給別人去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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