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問，上海現在最“紅”的打卡地是哪裡？相信十有八九的上海“懂經”的人都會說是武康大樓。這可能讓外地的朋友略感困惑，因為他們很可能已經準備到作為“上海圖騰”的東方明珠或者所謂的上海的“廚房三件套”前去留影，怎麼會突然冒出來一座似乎名不見經傳的武康大樓呢？難道一夜之間，作為“上海圖騰”的東方明珠不“靈”了嗎？

可是，武康大樓雖然早已具備“網紅體質”，此前卻一直“默默無聞”。為什麼這幾年突然“紅”了起來，甚至成為了新的“上海圖騰”，可它究竟為什麼這樣“紅”？從其走“紅”的背後，又能看出什麼“經”呢？而在這“紅”的背後所隱藏的那些看不見的“黑”的東西又是什麼呢？

“上海圖騰”的變遷：從東方明珠到武康大樓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回到1994年之前，來上海的朋友可能都會到外灘一遊，只有站在海關大樓前聽著大樓高聳的塔樓的圓形大鐘發出悠揚的報時鐘聲，才能感覺到自己真正到了上海。可當時間邁過94年之後，隨著東方明珠在浦東陸家嘴強力崛起，來上海的朋友的照相機裡從此出現的上海標誌或者圖騰終於變成了像火箭一樣直插雲霄的東方明珠了。而後來即使有了著名的“廚房三件套”，即“開瓶器”上海環球中心、“注射器”金茂大廈以及“打蛋器”上海中心大廈可供“打卡”，可東方明珠卻始終是“上海圖騰”的首選。但是，這些年來，時移勢易，在很多人眼裡，武康大樓不知不覺變成了新的“上海圖騰”了。

黑格爾認為建築是象徵藝術，是“無機的雕刻”，它只能藉助於象徵的“軀體”去“暗示和表現一種觀念”。也許，從這個“上海圖騰”的變化中可以找到上海的某種更為根本的城市性格，也即支撐上海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首度崛起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那種開放自由與中西交融的城市精神。因為武康大樓本身就是這一“時代精神”的“具身化”，布達佩斯的設計師，法國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外表，但卻是在上海這座有著揮之不去的中國江南文化性格的城市裡生根發芽，像艘不沉的船一樣在時間的巨浪中航行至今。當然， 這或許也意味著上海這個城市作為一場轟轟烈烈的“宏大敘事”的消退，而另一個內斂的細緻的更為“個人化”或者“小敘事”的上海開始出現。

當然，“上海圖騰”從東方明珠變為武康大樓，還不僅僅是所謂“時代精神”的變化，還有隨之而來的“建築拜物教”的興起。這種“空洞”的“建築拜物教”常常將自身對於某種文化的自戀和歷史的創傷移情於某一建築物，對其頂禮膜拜，將其神聖化。這種“建築拜物教”其實也與古老的圖騰崇拜有關，但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只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表現得尤其明顯。概而言之，我們這個時代的“建築拜物教”在鄉村表現為所謂的“皮殼”（picture）崇拜，在城市表現為“地標打卡癖”。

但對古鎮的“皮殼崇拜”也好，對城市的“地標打卡癖”也好，其實都是一種空洞的“建築拜物教”的表現。這其中所顯現出來的是對自身生命的有意的“遺忘”，也有對現實生活的“逃避”，透過這種“建築拜物教”的移情，讓自身得以“物化”從而“樂以忘憂”。

“文化產業”的“影像化”：新的“看”的世界的來臨

當然，武康大樓能成為“網紅大樓”，還與世界的影像化有關。隨著手機攝影功能的普及與不斷提升，以及移動網際網路的支撐，這個世界正變成一個影像化的世界。或者說，一切都必須以影像的形式出現在手機裡才能獲得“存在”，也才能獲得商業或資本所鍾愛的“流量”，最後也才能有機會難能可貴地“變現”為令人“眼紅”的金錢。

近年來，有關部門不僅整修了武康大樓的外牆，還特地將街口架空的電車線和各種電線埋入地下。而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武康大樓更“上相”，更加符合手機的攝影裝置的需要。但是這樣的被刻意“清零”的武康大樓卻失去了“實感”，與周圍的街面失去了有機的聯絡，失去了本雅明所說的“光暈”，而變得像是好萊塢電影裡的虛假的佈景，或者是用電腦做成的“虛擬”的樓閣。因為它努力“自我美顏”所迎合的是手機的攝影裝置，已經不再符合人的眼睛的視覺原理。也許，這就是“文化產業”的“影像化”時代的來臨的必然，而同時這也預示著一個新的“看”的世界來臨，這是一種手機的“看”或者一種機器的“看”，從此，一切“文化產業”都必須可以讓手機或者機器“看得上”才能真正成為“產業”了。當然，也因此世界將不得不變成“皮殼”了。

二十多年前，我當時還在交大任教，每週我都要騎著腳踏車或者乘公交車從五角場到華山路上班，每當我騎著腳踏車或者乘公交車從這幢沿街的大樓前路過時，我或者盯著路口的紅燈喘息，或者抬頭看著街道上空各種黑色的交叉的電車線和電線發呆，幾乎從來沒有看過街邊這幢大樓一眼。如今，我已經習慣了在同濟與五角場“同舟共濟”，很少再去交大，也很少去華山路了，但我現在忍不住想，當我再從這幢整修一新的大樓前經過時，我是會停下來用我的眼睛看一眼還是拿起手機來看一“眼”呢？

2021年10月18日匆草於五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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