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農輕商”的古代中國，徽商不但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路，更在主流社會開闢了商人的一席之地。

文：本刊記者 王濤 責任編輯：李靖

說起“徽商”，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作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大商幫之一，徽商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盛於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趨衰敗，前後達600餘年，稱雄300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作為中國商界中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長江南北、黃河兩岸，足跡不僅遍及神州各地，更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是其他商幫不可企及的。

這個以“徽駱駝”自嘲的大商幫，曾創造了“鑽天洞地遍地徽”、“無徽不成鎮”、“無徽不成商”的商業神話。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300餘年事業的輝煌，更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蹟。

徽商曆史悠久，文化燦爛，有太多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挖掘。研究徽商，自然要探究徽商崛起的原動力。到底是什麼因素促成徽商崛起的？徽商崛起的背後又有哪些鮮有人知的辛酸故事？徽商崛起的精神動力來自哪裡？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一起來掀開那段塵封的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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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為何“好離別”？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然而，很多人並不知道徽州人為何好“離別”。

“這其實和地理位置有極大的關係”，對於《中外管理》記者的詢問，原黃山市地方誌主任翟屯建一針見血地說到。古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雖山川秀麗，風景優美，但“其地險狹而不夷，其土驛剛而不化”。特別是其中能夠開墾的土地所佔比例很小，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俗稱“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當地人可以說是在石頭縫裡種莊稼。同樣，耕種要比他處投入更多的資金和勞力，但糧食產量並沒有成正比。

據翟屯建對《中外管理》介紹，當地一年打下來的糧食，通常也就夠本地一家人吃二三個月，其他九個月的口糧必須想辦法從外面獲得。

耕地如此之少，人口卻在大量增加。從東漢末年到唐宋時期，中原士民或避戰亂，或躲禍患，紛紛南下徽州。大量移民的到來，大大地超過了有限耕地的承載力，造成了嚴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為了生計，徽州人不得不向外尋求出路。

徽州雖“糧食不足”，可物產豐富，如茶葉、杉木等，但這些當地土特產不能直接當糧食吃，為了生存，徽州人不得不拿茶葉和木材去換取糧食，等於被迫從事務農之外的商業和手工業。

就這樣，徽商在向外謀出路的同時，將自己的資源帶出了徽州，如把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等，同時也帶回了生活必需品。這對古代徽州商業的發展起到了刺激作用。這種經常性的交換，使徽州人不斷地積累從商經驗。

“實際上是從唐代以後，徽州人就開始有了這種經商技能”。翟屯建對《中外管理》記者介紹道。商業的發展，逐漸誕生了徽州商人和商幫。

由此可見，從地域上看，徽州境內山多地少、土地貧瘠，農業不足以為生，為求生存，徽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經商，以謀求生計。明代《安徽地誌》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這也正是後來“徽商遍天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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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的原動力

跟徽州地理環境相似的地方有很多，為什麼徽商能夠崛起？這也與徽州人的觀念、素養有很大的關係。

宋代理學的興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義。理學起於北宋，至南宋朱熹為其集大成者。此後盛行於世，元明清統治者獨尊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官方的意識形態。以徽州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學，對徽州本土影響至深至大。

翟屯建解釋道，其實從南宋開始，朱熹的理學還沒有被朝廷推廣的時候，徽州人就已經非常尊重朱熹思想了。又經過元代的發展，形成了新安理學派。新安理學派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視讀書、尊重知識。“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徽州人成為踐行理學的典範。

徽州人外出謀生的同時，徽州學者的思想觀念也在發生改變。如：明朝著名文學家、抗倭名將汪道昆就明確提出“賈何負於儒”、“商何負於農”的主張，意思就是說，只要能養家餬口，經商不比讀書做官差、經商不比做農差。從他的主張來看，經商也是為了謀生，而不是把經商的當成一種低賤的職業，這就是在思想觀念上的轉變。

在當時“農業為本，商業為末；重農輕商，重本抑末”的中國，這樣的觀念對微商的崛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可以看到，徽商崛起雖然與地理環境有關，但同樣地理環境的人，如果思想觀念不開放，沒有精神動力和支撐，肯定也不會有後來縱橫華夏幾百年的徽商。因此，可以說，徽商的崛起，首先是思想觀念上的覺醒。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最大特色。對於徽商來說，從商可以有錢，但用錢買的官並沒有地位，只有透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而入仕，才有社會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維繫家族傳統的傳承，因此徽商極為重視教育。“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莫不有學有師。正是教育的普及為徽州商人崛起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因為透過讀書一方面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讓徽商有了一定的文化底蘊和格局胸懷，有利於和官僚士大夫交往；另一方面讀書學到了知識和智慧，可以更好地指導商業行為。正是這種厚實的商業文化積澱，使得徽商在總體上作為一個區域人群歷數百年而不衰。

徽商在經營中注意吸收文學、藝術、歷史等方面的知識，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同時利用這些中國傳統文化來指導經商，這二者的互動，有利地推動徽商的發展。這也是徽商區別於其他商幫的突出特點。

當然，如果追源溯本，又跟中原人士南遷有關。

人文地理環境上，三次大的移民潮帶來的絕不僅僅是人口、姓氏或域內家庭結構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帶來了發達的中原文化。秦漢以前，生活在徽州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而移民潮帶來了更為先進的中原文化、生產技術和生活習俗。

特別是遷徽後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視教育、崇尚儒雅，就這樣儒家正統觀念開始逐漸替代並消磨了原古山越文明，而原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滲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剛柔並濟，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造就了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也逐漸形成了具有地域特點的徽州文化。

可以說，徽州人對“士農工商”中“商”的社會地位的重新認識，是徽商走出去創業的重要精神動力，而徽州人整體素質的提高，反過來又把儒家的一些思想觀念滲入到經商理念中去，才是徽商崛起的關鍵因素。徽商的宗族觀念濃厚，宗法成為維繫家族關係的紐帶，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係網路，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當然，徽商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群體崛起、壯大，和全民都有經商意識有很大關係。如果只有一兩個人做生意，顯然成不了氣候，但是如果徽州全民都有經商意識，那就大不一樣。如同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只有幾個人在外面做生意，肯定取得不了現在的奇蹟。只有全民思想的思變，整體都有了經商的觀念，才可以創造出規模性的奇蹟。”翟屯建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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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進擊之路

徽州人外出經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外，還直接興辦產業。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這為徽商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由於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達，讀書人甚多，所以對於筆墨紙硯、茶葉的需求非常之大，而這些恰恰是徽人所擅長或擁有的東西。因此，徽商在這裡的市場迅速做大。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茶葉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允許商人在產鹽地區納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而在這些產鹽地徽商佔天時地利，一向以經營鹽業著名的晉商集團此時受到巨大沖擊，於是徽商開始以經營鹽業為中心，稱雄于于中國商界。

值得關注的是，在實行綱鹽制時，要想進入鹽業靠與官方的關係，因為給誰從事鹽業貿易的特許，權在政府。而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託，因此受益良多。

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年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徽商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據史籍記載：徽商經營之域，“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其地無所不至。明朝嘉靖萬曆年間，民間流傳著“鑽天洞庭遍地徽”的諺語。尤其是在明清時期的江浙一帶，商品經濟頗為發達，徽商雲集，勢力強盛，故有“蓋揚之盛，實徽商開之”的說法。“紅頂商人”胡雪巖、剪刀大王張小泉等輩都曾名噪一時。

徽商活動的意義遠遠超出商業本身，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促進了社會的變遷。徽商以其雄厚的商業資本，促使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社會進步。明清時期乃至於近現代，江南市鎮經濟都極為發達，這同徽商不無關係。

徽州人視做生意為正途，反倒淡化了傳統的農本意識，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成功之後，投入大量財力用於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和公益事業，無論是在徽州本地還是經商的喬寓地，徽商對私塾、義學、官學和書院，都進行過全方位的資助，促使商業貿易和文化風俗之間產生良性互動。因此有人說，徽州商人走到哪裡，哪裡的文化就繁榮。

應該說民諺“無徽不成鎮”，生動地反映了傳統徽商對商賈所在地區市鎮發展的深刻影響。在“農業為本，商業為末；重農輕商，重本抑末”的古代中國，徽商不但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路，更在主流社會找到了商賈的一席之地。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衝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正是這種轉變才有了徽商的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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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駱駝精神”今猶在

徽州雖地理環境欠佳，但徽州人並沒有向惡劣的自然條件屈服，反正在與峭山激水的反覆搏鬥中，徽州人愈發堅忍不拔，培養了氣質，締造了獨居特色的徽州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正是當時徽商的真實寫照。徽州人十三四歲時就要外出當學徒，學生意，踏上經商之途，這首帶有哀怨之情的歌謠，道出了徽州人的風氣習俗。徽商的開拓進取和百折不回也為其積累了“徽駱駝”口碑。

商海浪濤洶湧，兇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

徽商“好離別”的背後，正是徽州人的創業精神。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三年一歸，習以故常。“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徽商的這種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商在異域他鄉的立足、發展和整體勢力的崛起、稱雄，雖與徽商本身的吃苦耐勞精神、善於經營理財的精明頭腦和一些客觀機緣等有關，但從根本意義上來說，講道義、重誠信才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之所在。

胡適曾經把徽商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譽為“徽駱駝精神”，後人又將其總結為“敏銳的創業眼光、進取的人生態度、誠信的處世風格、合作的人際關係、超前的契約意識”這些高貴的從商精神。這是對徽州商幫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體品格。以駱駝來形容徽商，一方面說明的是徽商創業的艱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徽商創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從徽商的完整發展歷史來看，徽商精神實際上滲透在徽商發展的全過程中。比如：創業初期吃苦耐勞的拼搏精神，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講誠信創新的敬業精神，到了發家致富以後，那種回報社會的那種擔當精神。”翟屯建這樣對《中外管理》總結道。因此，整體來看，“吃苦耐勞、崇文重教、誠信創業、回報社會”16個字是徽商的核心內涵，是徽商的真正精神所在。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徽商中績溪商人的美稱）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雖然徽商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徽商對我國經濟發展、文化交流、教育發達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徽商精神，對於今天大眾創業的商業價值取向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比如：徽商的創新精神。翟屯建舉例到：明末徽商進入出版業，在具體出版過程中使用了很多創新性的手段——編叢書，創造了“餖版”（木版水印中的一種）印刷；還使一種新的印刷字型——宋體字最終成形，提高了雕刻的速度；然後是版畫的使用，透過圖解的方式，使民間可以更好地理解四書五經這類圖書。這種創新精神就非常值得現代企業去學習。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回報社會。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最終應該怎樣對待企業積累起來的財富，是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當然，最終所有的經濟、社會發展，都體現在歷史文化的發展，體現在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發展，徽商的崇文重教，對於當今企業都十分具有借鑑意義，而徽商致富後積極回報社會的行為更是值得所有企業家積極發揚和推廣的。

如今，一大批“新徽商”迅速崛起，影響日益擴大。“我可以說毫不客氣的說，如果現代企業都能夠把徽商的四個核心內涵做到，那麼，這個企業肯定會發展，肯定會成功，肯定會成為社會的一個樣板企業。”翟屯建對《中外管理》最後總結性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