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保定的一個小縣城，我第一次回老家，是隨母親回鄉省親。

那一年正月初六，天氣格外寒冷，街上的人凍得呼著長長的白氣。因為是春節假期的緣故，車廂裡十分冷清，旅客稀稀落落，我們對面座位沒有人，我可以隨意走動，也可以躺平睡覺。窗外的景象飛快地掠過：連綿起伏的山脈、成片的樹木、整齊的田地、低矮的房屋……偶爾還有幾隻吃草的山羊，雖然這些景緻並不稀罕，但在火車上看，還是令我興奮不已。

我們在北京下了車，又坐上了一輛像公共汽車似的列車，母親說這是“小火車”。天黑亮燈的時候，我們終於到站了。有兩個小夥子早在車站等候了，這兩個是母親姨家的孫子。他們雖比我這個四歲小孩大二十多歲，但論起輩份來，卻跟我以兄妹相稱。這樣複雜的輩分關係，那時我是搞不懂的。只聽他們總說，我是“茄子不大，長在輩上了”。

我們連著四日宿在母親姨孫的“老大”家。這個“老大”別看歲數不大，已經有兩個孩子了，一女一男，女兒九歲，叫“花兒”，上三年級，扎著兩個沖天的羊角小辮，每天揹著花書包去上學；兒子比我大一歲，長得濃眉大眼，叫“虎子”，上幼兒園中班。他倆比我的輩份小，應該叫我“小姑”。虎子比他姐姐強，對我這個長輩很“尊敬”，“小姑！小姑！”叫得很順口。

姐弟倆每日結伴上學放學，回來後從花書包取出書本寫作業，我看著可真眼饞，我什麼時候才能上學啊。一日下午，花兒說：“你跟我們去上學吧！”，“真的嗎？”我有些不信，“當然是真的！”花兒眉毛一挑，肯定地說。

學校離花兒家很近，房後是一個池塘，池塘邊有幾棵枝條倒垂的柳樹，雖然枝葉有些枯黃，但它隨風搖曳的姿態，是那麼嫋娜。我想這可比我家鄉直楞楞的楊柳好看多了，就是不知道這個垂柳到了春天，樹枝是不是也能抽出枝條，剪一段抽空的樹皮當哨吹，可惜現在是冬天，樹枝太乾，試不成。

繞過池塘不遠處就是學校。小學和幼兒園的校舍在一個院裡。第一節課我跟虎子上課，幼兒園老師是個梳著兩根麻花辮的年輕女孩，面板略黑，眼睛笑眯眯地，她讓小朋友們在操場上排成一隊要作遊戲，我站在旁邊觀望著。老師看到了我，向小朋友們問道，“這個小朋友是誰呀？”，虎子響亮地回答：“是我的小姑，是從內蒙古來的！”老師微笑著對我說：“哦，是從內蒙古來的，你叫什麼呀？到隊伍裡來，一起玩吧！”我羞澀地低下了頭，“我叫麗麗！”。我正在遲疑中，虎子跑過來拉著我進了隊伍，玩的是老鷹抓小雞的遊戲，老師先當了老鷹，然後她還叫我去當了一回老鷹，在快樂地躲閃追逐中，我的羞澀和膽怯全拋到九霄雲外了。

課間的時候，花兒來了。第二節課她要帶我去她的教室上課。她讓我坐在最後一排，是一節語文課，一個男老師，大概有四十歲左右，戴一副黑框眼鏡，穿一身藍色中山裝，教得什麼我是不知道的，他念課文時向我這邊走過來，花兒扭過頭來，擺手向我示意，並連連低聲說：“蹲——下！蹲——下！”我慌亂地趕緊蹲下身，心撲通撲通地，快要跳出來。我硬著頭皮，不敢抬眼看他，只等待著他的責問。誰知他竟沒有走過來，轉身回到講臺上去了，我跳到嗓子眼的心這才慢慢地回到肚裡。這一節課好漫長啊，總也等不到下課的鈴聲。

在這裡住了四天，母親每天帶著我走親訪友，她每到一處都會買些酒啊，罐頭啊，麥乳精啊，香腸啊什麼的。母親以前的老鄰居老同學聽說她回鄉的訊息，紛紛趕來看她。她們說著家鄉話，興致勃勃地訴說著家長裡短，又如數家珍地回憶著她們過去共同經歷的點點滴滴。“改子！你沒忘本！一點鄉音都沒有變！”，一個胖臉、榻鼻子的女人冒出了一句。“改子？”，她怎麼叫母親“改子”，可真難聽！我心裡疑惑著，還有些說不出的難過，好似母親犯了一個什麼錯誤，我不願問她，只悄悄地埋在心裡。待返回我們自己的家後，我迫不及待地問父親“改子”是誰？父親笑著說：“你怎麼知道的？”我喊著說：“老家的人叫我媽叫‘改子’！”，“這是你媽小時候的小名，你姥爺只有你媽和你姨兩個女兒，想要個兒子，就給你媽起了這個小名，就跟有人給女孩起‘招弟’‘來弟’一個道理。”我這才如釋重負了。

我們到這裡的第五天，母親帶著我來到她的舅舅家，——我的舅姥爺家。舅姥爺家只有他和舅姥姥兩個人，他們的女兒在北京城裡工作。他們有三間正房兩間糧房，院子裡鋪著紅彤彤的磚，用水洗得都平滑光亮了。舅姥爺每天的任務是：早上打掃院子，下午帶我去聽評書。說評書，是這裡春節期間才有的文化節目，過了大年十五就沒有了。地點就在舅姥爺房後的麥場。聽書的人自帶小板凳，圍坐在演員前方。說書人，是個大高個的中年婦女，盤著“雞窩頭”，穿一套淺灰色壓棗紅邊的小翻領套裝。我只覺得她的“雞窩頭”摩登，至於她講了什麼小說，我是聽不進去，也是聽不懂的。

這裡都是老住戶，誰家來個生面孔，會很扎眼，備受大人孩子的關注。有兩個調皮的小男孩從我身後，拿小石子擲我，惹得舅姥爺瞪著眼睛訓斥他們；大人們則饒有興趣地詢問舅姥爺：我是誰，是從哪來的……得知我是從內蒙古來的，眼睛立刻閃著新奇的光芒，說：“說個內蒙話！說個內蒙話！……”。他們對內蒙古來的草原兒女是很好奇的，因為在他們的印象裡，內蒙古人個個都說蒙語，拿著大碗喝酒，吃手扒肉，騎著高頭大馬，馳騁在遼闊的大草原上。誰知我也和他們一樣，只會說漢語，不會騎大馬，此時我對自己很失望，在他們面前，我只有緘默了。

我和舅姥爺去聽評書，舅姥姥是不去的。但她有時會爬上梯子上房眺望，那時她已七十多歲，身體真是康健。待我們聽書回來，舅姥姥就會變魔術似的給我拿出個黃澄澄的柿子，每天一個，總感覺像是有個聚寶盆，有吃不完的柿子。我心裡好奇：杮子是從哪裡變出來的呢？一日聽書回來，我就一直跟著舅姥姥，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終於讓我看到：原來柿子是從糧房的一個袋子裡變出來的，裡面還剩五個，——後來我再也沒有吃過像舅舅姥姥給我的那麼好吃的柿子。

我們是被大姑的兩個兒子從舅姥爺家接走的。大姑有三男三女，大兒子二兒子已經成家，分別住在前後院。二女兒和小女兒上高中，小兒子上小學，他們學習緊張，帶我出去玩的時候少。唯有大姐，她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在家幫忙做家務，其餘的時間就是帶我出去玩，我最喜歡跟她去看電影。離她家十來分鐘的路程，有一個軍隊駐地，經常下午放電影，她便帶我去看，基本都是些戰鬥片。有一次，看完一部電影，快走回家了，只聽得走在後面的人說，“又放映了一部，今天下午放映兩部！”，“走再返回去看去！”大姐拉起我的手，小跑起來，沒跑幾步，我只覺小腹疼，實在跑不動，她背起我，連跑帶顛地趕往電影院。前幾年我陪父親回家看望大姑，跟大姐說起趕場子看電影的事，她笑著說：“你還記得這事呢！”

一日，大姐聽說縣京劇團最近幾天在大禮堂演出，母親對大姑說：“大姐愛看戲，我們晚上看戲去吧。”吃過晚飯，一大家子十多口熱熱鬧鬧地看戲去嘍。母親由大姐領路去買票，回來帶回瓜子、麻糖、花生。坐下後，等了好一會，戲臺幕布拉開，一陣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咚咚咚”作響，穿著紅紅綠綠服裝，畫著臉譜的演員登臺了，有頭戴紅色珠絨球打扮的，有腰間帶挎刀的，還上來一個黑臉，大鬍子垂在腰間的老頭，很威嚴的樣子，哼哼啊啊地唱了好一陣；又上來一個身著素衣白臉紅眼的大青衣，一臉的愁容哀怨，她一邊甩著長長的白袖子，一邊咿咿呀呀地唱個不停。我的睏意上來了，眼皮要打架，又猛然分開，硬撐著想等等看有沒有吸引人的。迷糊中聽見大姑跟母親在說二伯父家的二女兒在北京學習京劇的事。我的瞌睡蟲頓時跑了，我想二姐姐說不定今天還會登臺呢。終於等上來一個頭戴珠冠身著華服的年輕女人，她身體一動冠上的珠子就顫動，我想她說不定就是二姐姐呢，可惜她倒很乾脆，沒唱一會就下去了。後來又上來一個頭頂梳著馬尾辮，穿著一身白衣白褲的男子，他不停地甩著高高的辮子，“他幹嗎要甩辮子？”我問母親，“他犯了法！”母親說，看著他哼哼唧唧個沒完，瞌睡蟲又來了，只聽得母親說，“麗麗，別睡！快看小丑！”我使勁翻了翻僵硬的眼皮，看到臺上有一個小丑，鼻樑上抹了一塊白。管他什麼小丑，我的眼皮實在是不受我的控制了。

當我清醒的時候，已經在母親的背上了。一輪明月高高地掛在藏青色的天空上，無數的星星快活地眨著眼睛，它們在默默地傾聽我們的歡聲笑語，這是多麼醉人的夜啊！

轉眼間，三十多年過去了，其間也回去過，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什麼時候能再回到那個魂牽夢繞的地方……

作者簡介：慄萬莉，內蒙古烏海人，愛好文學、書法，常有作品在《烏海日報》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