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閬中古城的貢院已經成為一個標誌性景點，實際全國各地一些有文化底蘊的古城，在古代社會都有科舉考場，這並不是什麼罕見稀有的地方。但是，四川閬中的地方貢院在清朝初年卻一度代表全省舉行科考，因此閬中貢院聞名遐邇，是全國唯一還能夠看到貢院全貌的省級鄉試考場，為什麼這一地方的貢院會宣稱代表四川全省，並沒有設在眾所周知的省城成都？背後的原因卻往往淹沒無聞，很少觸及。

閬中市狀元坊

一、閬中貢院的背景：宋代科舉繁榮和閬州陳氏狀元家族

貢院是古代科舉考試舉行省級“鄉試”和禮部“會試”的專用考場。貢院的設定有嚴格規制，成為科舉制度的縮影和象徵。

隋朝創立的科舉考試，到清末持續了一千三百多年，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巨大而久遠。西方撰寫劍橋中國史的學者就評價：“古代中國文武官吏所由產生的這種……無可比擬的制度，被東亞鄰邦所仿效，並被西方社會借鑑採用，形成西方的文官考選制”，至今，大多數國家的官員以及行業人才依然透過考試擇選。

有關科舉考試的遺蹟，今天國內許多地方都能見到，比如國子監和一些文廟，古代每一次科舉都要在文廟祭拜孔夫子，最後在京師金榜題名計程車子可以進入國子監學習，然後安排到如翰林院或集賢院，一步步踏上仕途。

四川閬中的貢院號稱今天留存最完整的一處地方省級貢院，究竟為什麼會在閬中有代表四川全省的貢院，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歷史。

宋代四川閬州三狀元塑像

閬中本就是當地悠久的古稱，秦朝當年設定的巴郡就有閬中縣，之後縣境雖不斷調整，但名字一直存在。到唐代普遍實行州縣制，閬中改閬州，但轄區內仍設有閬中縣。五代時期藩鎮軍閥興盛，另一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名字保寧出現，當地有保寧軍駐紮在閬州（北宋一度改名安德軍）。

隨著南宋對四川長江上游地區的軍事倚重，宋代以後跨行政單位軍事色彩更重的路要大過州縣，以此具備行省的雛形。閬州的保寧軍升到府級，閬州改名保寧府，到元朝的四川行省都沒有改變，保寧府實際可以管轄幾乎整個川北地區。

在兩宋長達300多年的時間裡，科舉繁榮遠超之前唐代。因為唐代還遵守三年一考的習俗，進士科的選拔也比較嚴格，每一次選出的進士非常少，幾十人上百人不等，所以進士很吃香，受到朝野青睞。

宋代自太宗趙光義為收買天下文士的人心，用來掩飾他奪取太祖趙匡胤之位以及幾次收復燕雲失敗的不利輿論，幾乎年年進行科考選士，提拔了大量文官進入各部門，雖然推動了人文繁榮，但也為官僚隊伍龐大臃腫種下了非常突出的弊端。

兩宋時代的四川，從唐朝後期就收容眾多南下計程車大夫家族，唐僖宗李儇為躲避黃巢，在成都待了四年，以升級南京的名義在成都舉行過科舉殿試。之後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後蜀都以成都為中心在巴蜀地區選拔人才，最著名就是出現所謂“花間派”的文人群體，儘管文學水準不算一流，也能說明當時各類文人雅士相當多，為後面宋代的繁榮起到推動作用。

當時巴蜀各地書院教育，鄉試府試條件全都具備。在蘇軾、蘇轍等人的文章中都提及，前後蜀對基礎教育非常重視，成都之外，眉州、閬州、嘉州等蜀中多地都文化氣息濃郁，為出現像蘇氏家族這樣創下蜀學名號的文化巨人奠定土壤。

實際在三蘇父子之前，北宋的閬州就出現過因科考出名的陳氏家族，一家人就出現過三個狀元，兄弟三人都高居宰輔，這就是陳堯叟、陳堯佐和陳堯諮三兄弟，他們的父親陳省華也是尚書一級顯宦。

陳氏家族為閬州新井縣人（新井以當地發現鹽井為名），今天屬於南部縣。很多文化旅遊宣傳都將陳氏家族三狀元稱閬中所出名人，南部當地的群眾意見很大。因為古代的閬州範圍和今天的閬中範圍有蠻大區別，今天的南部縣並不屬於閬中市，而是另歸南充市。

北宋大文豪歐陽修生於四川

陳氏的祖上陳翔是唐末追隨王建佔據蜀中的心腹，起初為掌書記一類幕僚（好比石敬瑭身邊的桑維翰，趙匡胤身邊的趙普）。後來陳翔曾勸王建不要急著稱帝，這令王建很不舒服，就疏遠了陳翔，讓他離開成都當了新井縣令，所以陳家子孫定居在新井。

陳省華就是陳翔的曾孫，在後蜀孟昶時期已經出仕，當西水縣尉。宋朝佔據巴蜀以後，陳省華得到提攜，離開四川往其他地方為官，三個兒子仍在家鄉讀書學習，拜南唐隱士高士安為師。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陳省華做濟源縣令，妻子馮氏才帶三個兒子前往團聚。端拱元年（989），次子陳堯佐先考中進士，第二年陳堯叟考中狀元，相繼踏入仕途。

陳堯叟後來在地方做轉運使、安撫使、制置使一步步高昇，最後拜同章平事，做宰相掌任樞密院。陳堯佐也在地方為官多年，出任知州、轉運使，升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到集賢殿大學士，兄弟倆都是宋真宗時期的一等重臣。

小兄弟陳堯諮於真宗鹹平三年（1000）考中狀元，據說個性與父兄區別很大，剛毅果斷，有父兄的支撐，加上才華突出，他的仕途比較順利，陳堯諮在各崗位都敢作敢為，實際做了許多有益民生的好事，由於為人過於嚴酷，導致許多同僚覺得不好相處。在宋真宗、宋仁宗一貫稱寬柔的做事風格下，在大臣中顯得非常招人批評。

陳氏家族正是代表宋代科舉興盛，四川前期最有聲譽的一個家族典型，往往被視為儒學的驕傲。像陳堯叟為人寬柔愛民，在地方弘揚醫學治病，去除民間巫術迷信風氣。只不過著名的澶淵之盟時，陳堯叟曾建議真宗逃到巴蜀避難，成為一個遭受後世批評的汙點，體現宋朝文臣怯戰膽小的一面。可在另一方面，陳堯叟為了壯大宋軍的實力，在改善軍馬物資方面也做了不少事。

次子陳堯佐同樣地方多年，也做了許多好事，像在廣東潮州，和200年前被貶到此的韓愈一樣寫過一篇痛斥鱷魚害人的祭文，帶著百姓消滅鱷魚。但他不同韓愈單純崇儒，陳堯佐似乎終生都信佛，有史料還宣稱陳堯佐是某位高僧的轉世，見《宋人軼事彙編卷五》，他的文集中有很多遊覽寺廟和題字。

宋真宗到宋神宗的半個多世紀，是巴蜀地區湧現人才，影響宋代朝局最突出的階段。首先得益於宮廷有強大的後盾，宋真宗寵愛的皇后劉氏是成都華陽人，幫劉氏撫養仁宗趙禎的楊淑妃也是成都郫縣人。

王安石少年時也在四川生活過

其次，由於劉氏在真宗後期和仁宗初期掌握權勢，提攜了較多躋身高層的巴蜀人士家族群體，擴大交際和影響。比如與閬州陳氏同時，還有四川銅山三蘇，詩人蘇舜欽的好友歐陽修也生於四川綿陽，歐陽修的岳父薛奎在成都為官提拔了範鎮，範氏家族子弟在宋代都很出名。歐陽修本人發掘了著名的眉山三蘇父子，尤其蘇軾、蘇轍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同年中進士，這一屆被傳頌為龍虎榜，名人非常多，其中還有巴蜀另一很有代表性的詩人馮山（普州茗山人，今天安嶽縣龍臺鎮）。馮山後來對王安石的新法不大看好，選擇回到家鄉，後來同為老鄉的範祖禹推薦馮山，被婉言謝絕，後來馮山的詩文集就起名《安嶽集》。

但是，三蘇同鄉的另一大北宋重要儒學先生龍昌期（陵州人，今眉山所轄仁壽縣），卻被歐陽修壓制。

蘇軾在朝廷最先就得到司馬光好友，也是成都籍前輩範鎮的舉薦。蘇軾與蘇轍後來名動天下，結交許多朋友，以至於形成一個很出名的小集團，其中也有一些巴蜀人，比如閬州的鮮于侁，在四川綿州、利州等地為官比較長，正是鮮于侁為龍昌期寫的墓誌銘。

神宗時掀起風浪的王安石雖然生在江西，其父王益曾到新繁做知縣（今屬於成都市新都區新繁鎮），少年王安石跟隨王益在四川待過兩三年。王安石後來得罪了很多人，他卻一直比較欣賞巴蜀人才。如從仁宗到哲宗的成都華陽人王珪，為人溫和，算他在朝廷的搭檔。王安石也想拉攏和司馬光關係密切的範祖禹。範祖禹不給面子，但另一成都人鄧綰（雙流縣人）卻是王安石的鐵桿支持者，鄧綰留下過一句令後人很尷尬的名言：“笑罵從汝，好官我須為之”，以今天看就是一個為了當官什麼事都肯做的官迷。雖然鄧綰的口碑不好，但他當時除了王安石推薦之外，還得到過神宗稽核與認可，鄧綰做事的確能幹，所以哪怕王安石後來被挪走，鄧綰繼續留下和呂惠卿合作。

再比如提拔元豐年間登進士的成都人宇文邦彥，他幾個兒子都是北宋末南宋初的關鍵人物。差不多同時，另一四川綿竹人張鹹也為進士，他的兒子張浚後來是宇文家的女婿，更成為輔佐高宗趙構的重要人物。

北宋一代完全可以作為四川科舉成就的典型，也是湧現士大夫家族最活躍的時期。

二、閬中為什麼會在清初代表四川進行科舉？

宋朝之後，元明時代的四川基本都延續宋代的傳統，普及基礎教育，舉行府試和縣試，成都府一直作為省城，閬州的閬中並不具備代表全省的條件（元明都已經有四川行省的概念），雖然已有比較制度化的場所考棚，早年一直非常簡陋。

眾所周知，元代百年間對科舉考試並不算重視，長期廢棄，到明代才逐漸恢復，但四川透過科舉出現的人才卻大不如兩宋，不知是不是和考試條件不好有關。據說就是劃定一個空曠場所，有固定圍牆，然後是草棚式的考舍和門簾。

宋元明清幾代舉行考試的流程差別並不大，尤其明清兩代連內容都基本一樣，就是所謂“八股文章”，針對程朱理學標準讀物——四書中的選題進行一種解讀，每一個考生沒有多少空間進行個性化的思想和文才展示，一旦順著自己的見解洋洋灑灑的議論太過頭，很可能被判定偏離解讀的“方向”，若有大膽的伯樂欣賞還好，否則一定落選。

從朝廷選拔考生的角度說，明清兩代比之前更重視對各行省文人士子的均衡，有時會傾向選北方士子，壓制南方各省，因為南方人口比較多，州縣學問也相對普及較高。但士子的來源畢竟要經過府、州、縣三級選拔，換句話說，並非是各地州縣文人隨意報名就能參加科舉考試，本身就經過一定基礎培養的學生，分別來自府學、州學和縣學，要麼往往是各地各級官員的子侄，要麼是民間大戶的平民，年紀在十五歲以上，受過四書五經薰陶。比如明初著名人物方孝孺就是在漢中府學校做教授，期間被蜀王請到成都府做“正學”，就是地方官府學校專門的教書先生。

明末大西軍佔據四川時，成都的蜀王府被毀壞，首領張獻忠並沒有把王府改建王宮，而是住在城南一座王府的別苑。張獻忠戰死，大西軍退走雲貴，又和清軍進行了十多年的拉鋸。

直到康熙初年，天下烽煙才基本消除，所以清初的順治一代，四川境內並沒有在省城成都舉行過科舉，順治後期清軍才比較穩固佔據川北地區，這就是要由閬中來代表四川舉行科舉考試的最主要原因。

順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閬中保寧府的明方將領李國英歸順清軍，任命繼續駐守保寧府城，閬中成為四川的代行臨時省城，也成為清方進入四川省的一個象徵，長達近二十年。

這是一段特殊的歷史，並不是意味著清朝當真把閬中保寧府改設成為四川的省府，而是當時與大西軍一直在作戰。大西軍是以雲貴為基地，也試圖以封號蜀王的劉文秀主持收復四川，一度還打退吳三桂，驅趕清軍退回漢中。但後期劉文秀被刻意排擠，大西軍除了守住川南的宜賓、西昌一帶，清軍還是逐漸佔據了四川全省。

正是這二十年中，清朝在閬中設立象徵代表全省的貢院開科取士，前後舉行過四次四川鄉試。《閬中縣誌》記載：“順治九年壬辰（1652），全川未靖，補行辛卯科鄉試，圍設保寧府。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在保寧，至康熙二年癸卯（1663）始移成都”、“嘉慶二十二年，川北道黎學錦率屬重修……”

貢院內的考舍

一直到清康熙五年丙午科，即1666年才恢復在成都舉行考試，而這時的成都貢院就是被譭棄後的明代蜀王府舊址，明清兩代成都民間一直習慣稱“皇城壩”，也就是後來成都市非常著名的天府廣場原展覽館。

原本順治八年辛卯科打算舉行鄉試時，閬中原有的考棚規模較小，唯有暫停舉行，先進行改建和擴建，直到順治九年八月，辛卯科鄉試才補上。從順治九年（1652）到順治十七（1660）年，閬中考棚共舉行了辛卯、甲午、丁酉、庚子四科鄉試，被稱作清代四川第一考棚。

原本明代之前的閬中貢院始建於何時無確切記載，從明代嘉靖年間的《保寧府志》看，至少明代前期就有建築叫明倫堂，設立有四十間考棚。今天保留下來的閬中貢院已全是清代風格，甚至主要還是清代後期修復的面貌。嘉慶二十二年（1817），時任川北道道臺的黎學錦組織人力進行搶救性修復和擴建定下的規模和格局。整個考棚佔地增至10餘畝，佈局分出了前院和後院，屬於典型的三進兩院式建築。

整個貢院為三進四合庭式院落，房屋為純穿鬥木結構，高出其他街坊民居一頭。前院是現在保留的清代考棚，也就是今天說的考場，後院是齋舍，四周都是號房。

過去考試會按照天、地、玄、黃等不同稱呼對考舍進行編號，所以俗稱號房，每間號房有進出小門一道。每間考舍不大，約十來個平方，每次鄉試時，這十來個平方的空間一般要被分成六格，每格坐一人，僅正南面出入和採光通風，其它三面均被隔斷，這樣前排與後排之間的間隔就不足一米，看起來就像是一排排鳥籠式的建築，過去把這稱巷號。

另外貢院與大門相對的正廳是一樓一底的殿堂，為考官唱名、髮捲、監考的地方。庭院中間為十字形走廊，走廊兩邊欄杆連帶靠背木椅，供考生休息候點。

後院是齋舍，為一樓一底的四合院，樓下庭院縱貫走向，配有水池、花園等，主要提供給考官們休寢。因為古代每逢考試，前後需要三天左右時間，考生和官員們都要在貢院裡解決日常生活。

清代的200多年是科舉最後的輝煌，一直到清末，由名臣張之洞、劉坤一上疏推行西式現代化的學校教育，傳統科舉制度被廢除，閬中的考棚因此閒置下來。當時貢院一部分場所還被“挪用”作了川北道署，直到重新打造景點才基本恢復了貢院的全貌，作為給後人瞭解過去的科舉制度和傳統文化，算是一個非常具體形象的實物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