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江蘇省文物局決定對一座地底下，被掩埋了300多年的古城展開考古發掘。

這座古城就是泗州城，它有著900多年的歷史，但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時候，因一場特大洪水，被永沉洪澤湖底。

一、泗州的地理環境

泗州古城位於今洪澤湖西南地區，今江蘇盱眙縣的淮河岸邊，地勢低窪。

“泗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明史》

並且，泗州四周環水，南瞰淮水，北有汴泗，有“淮淮澤國”“水國”之謂。

“泗州北枕清口，南帶濠梁，……水陸都會之地。……山水朝拱，……南據長淮，……陂湖映帶，汴、泗周環，……諸水會聚。”《帝鄉紀略》

二、古城的歷史

泗州起始於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唐長安四年（公元704年）遷治汴河入淮口，與臨淮同城而治。

公元735年，泗州遷治臨淮後，成為當時的南北交通要道，十分繁華。

“至於衢閭整飭，棟宇毗連，百貨之所集，人才之所鍾。”

泗州處於江南地區，氣候溼潤，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根據《泗州志》的記載，當時的泗州僅魚類就不下百種，大的有幾十斤甚至上百斤，醃製曬乾後，異常鮮美，每到秋冬時節，四方商人就前來爭相購買。

北宋定都開封后，將泗州城擴充套件成地跨汴河兩岸的城市，成為汴河漕運上的重要城市，加上北宋都城開封，所需要軍政和日常物資，都有賴於南方透過汴河漕運運輸供給，泗州一時成為“扼淮徐之門戶，通兗豫之舟車。雖平野曠之區，而風水結聚，自然昌明。東南一大都會。”

這也是今天古泗州城的所處位置。

但是，泗州的繁榮，隨著金兵南侵，戛然而止。

1128年冬天，完顏宗望率領金國東路軍向大名府直殺而來，留守的杜充心生膽怯，不敢與金兵一戰，逃跑中，下令掘開李固渡以西的黃河，企圖以滔滔黃河之水來阻止金兵追擊。

杜充沒想到，南方地勢低窪，黃河之水根本沒有淹向金兵，反而由滑縣南、濮陽、鄄城、鉅野、嘉祥、金鄉一帶注入泗水，並由泗水注入淮水，史稱“黃河入泗奪淮”。

“黃河入泗奪淮”給宋朝帶來的損失是災難性的。

當時最為富饒繁華的兩淮地區被洶湧而來的黃河水毀於一旦，加上人們毫無準備，兩淮地區，僅被淹死的百姓就有20多萬，因水災和水後瘟疫而造成的流離失所之人更是上千萬之多。

經此一決，宋朝元氣大傷。

不僅如此，決河還導致此後，黃河改道，讓江淮平原，特別是地勢低窪的泗州城，在後來700餘年裡飽受洪水氾濫的侵害。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將國都定到北方的大都，而大都所需要的物資，也需要南方供給。

當時已經存在的京杭大運河因為年久失修，泥沙淤積嚴重，北上繞道較遠。

為縮減行程，提高漕運效率，忽必烈下令開鑿了從山東東平至臨清的會通河，從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並對山陽瀆等加以疏浚，漕船可由杭州直達大都，自此，泗州失去交通要道的地理優勢，日益被邊緣化。

三、黃河改道與古城的沉湖

黃河改道帶來的水患災害，泗州城的感受最深刻。

早在北宋的時候，泗州城所在的人工運河汴河，其主要水源就是黃河，而黃河在雨季尚且十分之五六是泥沙，更何況苦水季節，泥沙量更是達到了十之七八。

如此含沙量大的黃河水，進入水流相對平緩的汴河後，泥沙漸漸淤積下來。作為北宋漕運主要通道，朝廷時常派人清淤，但一直未能根本解決。

黃河改道後，攜帶的大量泥沙在淮河淤積，造成河流河面抬升，而泗州城又地勢低窪，因此，水患頻發。

從公元764年至公元1118年的454年裡，泗州遭受的水患有17次，在杜充決河導致黃河奪泗入淮後，從1128年至1574年的454年裡，僅記載的水患就有47次。

元朝對京杭大運河進行改道後，因為地勢關係，黃河的又流向了京杭大運河，黃河水夾帶的大量泥沙在到水流緩慢的清口（今淮安市西）淤積，時稱“門限沙”。

隨著泥沙淤積越來越多，淮水入海口逐漸被抬高，淮河排水受阻，清口以下的淮河也隨之淤積得越來越嚴重，導致淮河上游河道也因黃河濁水的湧入和泥沙淤積，造成堵塞，並屢屢發生決口，嚴重影響了京杭大運河的漕運。

1569年（明隆慶三年），淮河發大水，“淮決高堰，黃河躡淮後……運河決寶應黃浦，入射陽，清口淤積”，“山陽、高、寶、興、鹽匯為巨浸”，高郵、寶應的水患自此不斷。

1570年，淮河決河，山陽、高、寶、興、鹽等地遭受巨大洪災，淮陰城裡甚至可以划船而行。

1575年，黃河暴漲，淮河南岸決堤，淮安、高郵之間，“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過之。”

1576年，黃河在崔鎮決口，淮河在高家堰決口，高郵湖在清水潭、丁志等決口，徐州、邳州、淮安南北漂沒千里，高郵、寶應、興化、鹽城被大水浸泡，淮安城幾乎被淹沒，洪水日益逼近鳳陽府、泗洲城。

1577年，淮河又決高堰，不僅漕運受阻，又使淮、揚遭受水患，連位於泗州的明祖陵都被淹了，萬曆皇帝朱翊鈞震怒。

1578年，朱翊鈞啟用治水經驗豐富的潘季馴來治理淮河，誓必要保證祖陵安全。

潘季馴

潘季馴認為，淮河流域水災頻發，是由於黃河泥沙淤積清口造成的，因此，治理水患的關鍵，是讓清口不再聚集淤泥。

於是，“蓄清刷黃”提上議程。

但就地理條件而言，淮河地勢比黃河低，如何才能實現“蓄清刷黃”？

潘季馴提出：“築堤障河，束水歸槽；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即“束水攻沙”。

潘季馴所說“築堤障河”是加固黃河堤壩，“築堰障淮”修築高家堰。

高家堰的修築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

當時，廣陵太守陳登為了阻止淮河漲水時，漫出淮河東岸河道，以保護淮河東岸的農田、房舍和航道，在五家墩以南，古富陵湖以東修築了一條長15千米，堤高9。15的大堤。

此後，歷代也有人修築過高家堰，但基本上都是為了阻止淮水東漫。如北宋慶曆年間張綸，明永樂年間的陳瑄，明隆慶年間的總督漕運王宗沐。

此次潘季馴的修築高家堰的目的與以往都不同，他不僅要透過“蓄清刷黃”保淮河沿岸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明祖陵和京杭大運河漕運的安全，即“刷黃濟運”。

明朝定都北京，京城所需物資等，都要依靠富庶的南方提供，而南方物資向北輸送的最便捷高效方式，就是透過元朝修築後的京杭大運河。

因此，在潘季馴此次治水的重中之重是保漕運。

1579年，按照潘季馴所設想的，一條從武家堰至越城長約30千米，高約11米的高家堰修築完成。

高家堰修築完成後，淮河的水位被抬升，淮河專出清口，沖刷清口和以下河段的淤沙。

第二年，潘季馴又將高家堰往南推進20裡，至周家橋。

此後，淮河沖刷泥沙的能力得到大大提高，1194年至1578年，黃河下游三角洲的面積，每年平均向海洋延伸33米，1579年至1591年，則每年平均延伸1540米。

從短時間來看，“刷黃濟運”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淮河流域，特別是泗州的水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年年增多。

《帝鄉紀略》雲：“泗之患水者，一曰淮，一曰河，一曰湖。而不知湖之患則以淮漲之，淮之患則以河逼之。然河不特煽，清口下流如歸仁集以東，實當州境左臂。而嘉靖間亦曾自懷遠渦口沖決入淮，目今黃堌南徙，倘一旦下壅上潰，與淮湖匯成一派，即分道稍平，恐亦難保其終也。”

因為，一般而言，河過兩山之間的狹窄地方才適宜修築大型水庫，一來可以減少成本，二來有山體阻擋，也比較牢固。但是，高家堰修築在幾乎算是一馬平川的江淮平原，整個阻斷的也是我國七大河流之一的淮河。

因此，築成之後，江淮地區本來是由多個小湖泊組成的洩洪湖泊，隨著淮河阻斷，水位升高，逐漸連線成一個大湖，即我國最大淡水湖洪澤湖（以前的洪澤湖比較小）。

雖然高家堰採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築堤技術，材料也是用得最好的材料條石，但一個堤長40千米，高11米的大湖屹立在平原上，對堤壩下一馬平川的江淮地區而言，特別是對泗州這種低窪之地，無疑是十分危險的。

事實的確如此。高家堰修建後，泗州等江淮平原地區的水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演愈烈。

就決堤而言，從1575年至1855年，高家堰決堤140餘次，平均不到兩年就是一次。

從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移治臨淮開始，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泗州城完全沉入河底，泗州城共存在了951年，其中遭遇的水患情況如下：

公元735年至1436年的702年，水患27年次，泗州城水患7次，可謂“百年一遇”。

公元1437年至1507年，共71年，水患6年次，平均12年一次，6次水藻中，泗城水災佔一半。泗城水災由百年一次變成百年四次。

公元1508年至公元1598年，共91年，水患52年次，其中1536年後的63年，水患有44年次，這之中，公元1577年後的水災又最為嚴重。

由於清朝也是定都北京，京杭大運河的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並且，清朝對明祖陵也不是那麼在乎，因此，儘管泗州水患年年增多，但治水重點，較明朝一代更加關注於保漕運上，所採用的治水策略，也基本上延續了潘季馴的方式。

公元1659年至1685年，共57年，水患16次，看上去水患次數不多，但特大水患多，特別是康熙前期。

公元1662、1665、1666、1672、1676，泗州都被大水淹沒過。

1677年，靳輔治河，又繼續大修高家堰，將高家堰向南延伸到翟家壩，向北延伸至爛泥淺，並大挑清口，引河四道。

大修高家堰讓泗州城的水患更加嚴重，1679年，泗州城遭受特大水患。

1680年，黃河流域發生大洪水，徐州以下黃河南堤多處決口，大量洪水進入洪澤湖，水位高漲，加上淮河也發生洪水，於是，在黃淮的洪水之下，泗州城沉沒於水底。

1696年，泗州城徹底被淤積的泥沙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