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時代的學者給東羅馬帝國取名為拜占庭帝國，這不僅導致不少人難以分清拜占庭帝國與羅馬帝國的關係，而且正逐漸淡忘它其實就是當年的東羅馬帝國。

“東羅馬帝國”這個稱呼除了能讓人意識到它與西羅馬帝國存在方位上的不同外，

絲毫不會讓人覺得它與後者有任何其他大的區別，兩個帝國是曾經強大的羅馬帝國於395年一分為二形成的。

一、羅馬帝國的改變

事實上，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東羅馬帝國完全有理由重新改名為羅馬帝國，因為它一直以羅馬帝國的正統自居。“羅馬”一詞在拜占庭帝國人民的心目中擁有足夠重的分量，至少在6世紀以前，這裡的人以被稱為羅馬人而自豪，政府將拉丁語作為官方文書語言，儘管希臘語在社會上被更廣泛地使用。

然而，如果拜占庭帝國的皇帝們僅僅是喊喊口號，民眾也僅僅是在心中把自己當成羅馬人，那麼他們可能很快就會忘記自己所在的帝國就是曾經風光無限的羅馬帝國的延續。幸運的是，歷史從來不會朝著“如果”的方向發展，而是朝著與“如果”相反的方向發展。

為了使民眾牢記自己的“羅馬”身份，也為了使君士坦丁堡配得上羅馬帝國首都的稱號，帝國曆代君王（尤其在帝國前期）都為建設君士坦丁堡投入過大量的精力與時間，而他們在裝飾這座帝國新都時正是以羅馬城作為主要的參考物。城市是文明的內化物與文化符號的集合體，它的建築、街道、管理等都在向外傳播它所屬的文明，潛移默化地增進人們對此種文明的認同感，

拜占庭帝國的皇帝們自然不會錯過透過城市街景傳播羅馬文明的好機會。

正如哈德良在拜占庭建設高架渠以給這裡刻上羅馬的印記，塞維魯在將它夷為平地後又以羅馬的風格重建它，以使它進一步羅馬化，拜占庭被立為帝國的首都後，君士坦丁及之後的皇帝們繼續在這裡修建許多突顯羅馬風格的建築與街道，並把羅馬的城市管理體系和社會禮儀也移植過來，在此過程中，作為羅馬文明顯著符號之一的供水系統自然也被完整無缺甚至以更高大壯觀的樣式“複製”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君王們的此種建城活動可被總結為將君士坦丁堡努力打造成“第二羅馬”，加強帝國臣民的羅馬身份認同。

這種思想在君士坦丁堡建成之後顯得愈發強烈，一直持續到帝國“黑暗世紀”（指7世紀）的開始。首先使這種思想得到貫徹執行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從為新都選址、規劃、選擇建築物、制定管理方案等方面實踐這種思想，事實證明，君士坦丁的做法是成功的，君士坦丁堡的建立不但扭轉當時的羅馬帝國不斷衰敗的趨勢，

而且成為屹立千年而不倒的拜占庭帝國的重要基礎。

二、君士坦丁堡的建設

君士坦丁的建都活動是壯觀且迅速的，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雖然他確也建成規劃中的很多建築，但仍有許多建築在他去世時還未竣工，建城的接力棒又傳到他接下來的帝王手中，加強羅馬身份認同的思想依舊在傳承，其中貢獻比較突出的君王有君士坦提烏斯、瓦倫斯、狄奧多西二世和查士丁尼。

君士坦提烏斯繼續完成君士坦丁未完成的工程專案，同時他以羅馬城管理系統為樣板，不斷完善君士坦丁堡的分割槽管理模式，基本鞏固君士坦丁堡新都地位。

瓦倫斯的貢獻體現在建成或許是由君士坦丁規劃、始建於君士坦提烏斯的羅馬帝國最長的供水渠，以及他在西普多姆地區修建宮殿、浴場、紀念碑等建築物，促進該郊區的發展；狄奧多西二世在瓦倫斯的成就的基礎之上，極大地擴建君士坦丁堡的城區面積，他在君士坦丁牆以西又修建一堵名為狄奧多西牆的新城牆，使城區面積擴大足足近一倍，此外他下令營建教堂、蓄水池、港口、廣場等建築，他的行動基本奠定今天的伊斯坦布林的城區圖。

他們當中執行“羅馬化”思想最徹底、範圍也最大的非查士丁尼莫屬，正如喬治·亞歷山德羅維奇·奧斯特洛格爾斯基所言“查士丁尼的全部政策的目的是恢復羅馬遺產，將羅馬土地從蠻族入侵和阿里烏派異端控制下解放出來，進而恢復羅馬統一帝國和正統基督教帝國”。

西羅馬帝國在476年被蠻族軍隊滅亡後，帝國統一和普世性觀念被頑強地保持下來，即使過去曾屬於羅馬帝國的土地已處於日耳曼人諸王國的實際控制下，但它們必須不可剝奪地重新歸屬於帝國。查士丁尼努力實現帝國統一的策略首先從宗教領域著手，他執政之初制定出與阿納斯塔修斯一性論政策相決裂的宗教政策，重新恢復與羅馬教會的宗教聯絡，這是他為實現在西部政治野心的初步措施。

查士丁尼軍事事業也隨著貝利撒留、納爾西斯等將領征服北非、西西里島、義大利、西班牙等地區而取得巨大成功，

古代羅馬帝國似乎重新崛起，雖然還有廣闊的前羅馬帝國領土尚待恢復，但地中海再度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內湖。

光復普世羅馬帝國是拜占庭人長久的夢想，查士丁尼恢復帝國昔日廣闊的疆域成為最佳的表現方式，它為後世提供輝煌的榜樣；取得如此大的軍事成功是以增加對廣大民眾的剝削和犧牲與波斯、多瑙河北岸斯拉夫軍隊作戰優勢為代價，且查士丁尼並非不清楚靠窮兵黷武恢復的帝國很難維持穩固，如此看來，這種難得的領土擴張的成功表明查士丁尼對加強羅馬身份認同的的執念與決心。

三、凝聚人心

532年爆發的尼卡騷亂使這種執念和信心得到加強，騷亂使首都中的大部分建築和街道化為灰燼，也把查士丁尼嚇得差點棄城而逃，最終在迪奧多拉、貝利撒留、納爾西斯和忠心的軍隊的幫助下，他化險為夷、平息騷亂，

拜占庭獨裁專制統治戰勝競技黨這個古代公民自由最後殘餘的代表力量。

騷亂對首都造成的巨大破壞成為查士丁尼重建首都的最好理由，騷亂過後他在首都重建聖索菲亞大教堂、宙克西帕斯浴場等壯觀建築，同時新建許多新式教堂和其他耗資不菲的基礎公共設施，這次重建行為使原本在繁華與偉大方面已超越破敗不堪的羅馬的君士坦丁堡更加光彩奪目，人口也隨著首都的重新興盛而激增，曼戈的以下這個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這個事實，即“542年開始在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黑死病奪走這裡近30萬人，而這隻佔當地居民人數的一半”。

查士丁尼時代最卓越突出的成就是編纂羅馬法，在他的指導下、在特里波尼安的主持下，

帝國相繼編纂頒佈《查士丁尼法典》、《學說彙纂》、《法學階梯》、《新律》，這四部法律最終合編成《羅馬民法大全》，雖然這部法典對古羅馬法作了許多修改，且新增許多適應當時社會生活需要的法律條文，它並不是對古代羅馬法機械的和完全忠實的模仿複製，但它依然是查士丁尼試圖加強帝國臣民羅馬身份認同的有力證據，因為該法典收編古代羅馬法中許多條文，吸收其中很多並未過時的法律思想，並一直儲存傳承下去，成為後世西方所有國家法典的主要淵源之一。

查士丁尼對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統的修復可被視為他試圖在公共生活領域加強帝國臣民羅馬身份認同。供水一直是羅馬文明的重要象徵之一，也是羅馬城市文化能夠暢通無阻地向四方傳播的重要基礎，而這折射出的深層次思想是統治者努力滿足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以達到增強國家內聚力的作用。除了蓄水池可能沒有在羅馬出現過以外，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都能在羅馬找到相應的對照物，

這裡建成和羅馬基本一致的供水系統，這說明透過此方式加強羅馬身份認同，基本是成功的。

馬修·班森曾評價“高架渠是羅馬人用來將水運到特殊地點的人造管道；和他們之前的希臘人一樣，羅馬人也非常關心淡水的獲取與供應，但與希臘只知用管道運送淡水不同的是，羅馬人發明了科學的和建築上的壯舉（指高架渠）；羅馬人發明的高架渠主要有三種樣式：橋式、拱式、虹吸式，羅馬最著名的瑪西亞水道和阿尼奧水道採用的是典型的拱式高架渠”。

車辰描述的瓦倫斯高架渠和班森指代的由羅馬人發明的拱式高架渠非常相像，由此可推測這條高架渠就是在模仿羅馬拱式高架渠的基礎上建成的。對此，車辰也有類似的評價，他認為“儘管對於一個橫跨三大洲的羅馬帝國而言在各地建的高架渠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當地建築風格的影響，但是這些高架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反映羅馬人的現實主義和建造精神”。

同樣的例子在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統的其他部分還能找出很多，這些相似性的背後體現出的深刻含義是拜占庭帝國皇帝們透過建設與羅馬類似的供水系統（尤其是高架渠）以加深首都“羅馬化”的程度。

結語

完善的供水系統可以為君士坦丁堡提供大量的淡水，這與古羅馬的高架渠的作用基本是一樣的，

車辰曾估測“哈德良高架渠一天能供水4000立方米，瓦倫斯高架渠一天能供水25000立方米”，這些水或許對人口達數十萬的君士坦丁堡而言並不算豐富，但它們至少反映出渴望把君士坦丁堡建設成新羅馬的統治者們也在努力使這裡的民眾過上和羅馬一樣不缺水的日子，使新都變成和羅馬一樣供水充足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