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明小朝廷遭遇的重重危機令方拱乾想要逃離的話，除了仕清，他本可以像其他對南明政權失望計程車大夫那樣選擇隱居避世。而促使其終於做出仕清決定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來自方氏家族內部、世代傳承的科舉入仕的文化基因。桐城方氏作為科舉望族，門中子弟之英才從小即被培養走讀書科舉之路，因而方氏父子不懼科舉考試對自身從精神到肉體的諸種摧折，而堅持要拿到做官的這張“入場券”。

吳氏祖先吳檄在正德六年中進士，官兵部武選郎中；而張氏六世祖張淳中進士，已是隆慶二年，官陝西布政使司參政

從中可見，方氏的確是桐城著姓望族中最早完成從一般百姓變成官宦人家的一族。而通觀方拱乾父子的作品和桂林方氏的《家譜》文獻，可知方氏在明清兩代複雜的政局中能始終以科舉傳家，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科舉的現實功利性意義早已被其改造並內化、昇華為家族文化內部的核心價值觀——實現儒家“兼濟天下”政治理想的最有效途徑。而對這種家族核心價值觀念的傳承，則突出表現為歷代方氏子孫都以方法這個以儒家殉道者形象聞名的五世祖為精神偶像，自覺傳播其事蹟和努力效仿其崇尚“直道”的居官行為。明建文帝末期，出身方孝孺之門的方法，在“靖難之役”中因不降明成祖朱棣，被從正六品四川都指揮使司斷事任上押解赴京。途中，舟行至安慶，方法面向桐城方向遙拜並賦絕命詩二首，繼而投江自沉。其妻鄭氏守節四十年，其女川貞未嫁而夫亡，居孃家事親守節二十餘年，母亡後又獨處至六十八歲而卒，留下“堅貞蘊璞”之賢名。

官職卑微卻不失氣節的方法、終身未嫁守節成就孝道的川貞，這對父女以小人物成就的關涉家國情懷的至高道德典範，成為桂林方氏引以為傲的“祖德”之根基。自此，家族的男性往往透過仕宦中對抗強權不同程度地效仿方法，女性則以各種苦節實現對川貞女德的模仿。而方法之後，家族中仕宦者自身的事蹟亦被後人以《家譜》列傳的書面記載和口頭傳播的形式，方拱乾不斷豐富著方氏家族文化中“祖德”的內涵，使其變得更加綿長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