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嘉境

該碑2017年6月，在涇陽縣涇幹湖廣場西側建築工地出土，現為涇陽縣文物旅遊部門保管。

該碑青石質，無座，碑額殘，碑現殘石高約124釐米，寬約44釐米。碑文首行殘存文字為“花行同業會公會館碑記”，從碑文內容分析，殘損兩字，疑為“涇陽”。碑額殘存“垂朽”二字，疑原文為“永垂不朽”。立碑時間為1935年7月。

碑文楷書，主要記載涇陽縣花行同業會會館建設的來由，碑文為“前任陝西旬邑縣縣長山西陳蘭卿沐手敬撰並書”，撰寫別具一格，其中“火神”“財神”單列兩列，甚為少見。 該碑石的發現，對研究民國時期涇陽縣棉花產業發展、棉花貿易等具有一定價值。

該碑因時間和石質原因，碑文不清晰，透過拓片，現錄碑文如下（殘損不清文字以□代替）：

□垂□朽

□□花行同業公會會館碑記

□□□□□，難集，情疏則難洽，慮其難集必思，所以聚之。知其難洽，必思所以聯之。自京省府縣，逮於繁榮。□鎮會館之設，十有八九，□□□□□，意正欲以渙焉者，聚之疏焉，□聯之也。若涇幹者，居秦省之衝要，古稱名勝之□，歲以來，涇渠告成，產棉尤豐，以故四方之□□者，□群聚而樂就之，而漸致於繁庶。惟繁庶也，勢恐其鄰於渙渙，則倚重之義無存，情不免失之疏疏，則同體之誼弗敦。花行同志，有鑑諸此，遂切切焉有會館之謀，並殷殷然有募貲之舉。幸輸欵有數，即卜其地於邑之北門內西側，南北道北口，建立坐西向東（火神）關帝廟宇一座，以為館址。俾同人等，籍歲時之奉祀，既可以感發敬畏之真誠，尤得以交修會眾之和好，更足以由此擴而充之發展（財神）民族鞏固之精神。猗歟休哉。館之設，誠盛舉也，創之一時，垂之奕禩。於以知花商之居心甚厚，而用情頗篤矣。餘旅涇已久，花商內友好尤多，故於會館之落成之際，其首事者，李秀塘、何伯良、杜子林諸君，鹹囑餘為文以記。餘自惟淺陋，不事筆硯久矣，安能為文？但記者取其質，不取其文尚樸，不尚□□。貴其詳明，且盡而不貴其繽紛而採藻，況有美弗彰，君子引咎。餘雖不敏，尚可勉為質樸詳明之言耳，故不辭固陋而為之記。

前任陝西旬邑縣縣長山西陳蘭卿沐手敬撰並書。

涇陽縣棉業公會常務委員會主席何伯良、李秀塘、杜子林。

□□首人王耀堂、杜興祿。

會眾：順興通、天興益、瑞生祥、順記、積慶合、德茂隆、公信誠、德盛豐、積順裕、長勝益、聚義成、德記、義泰恆、聚盛合、德興成、萬豐昌、馥豐和、順興益、新記、同茂合、永義興、惟誠、義興公、裕源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歲次乙亥夏曆七月吉日。

據西安醫學院人文科學系張雨新《民國中期陝西經濟中心由三原、涇陽南移西安的歷史考察》一文記載，從清代到民國前期（1911年-1927年），西安只是陝西的省會城市和政治中心，而陝西的經濟中心在渭北的涇陽、三原。到民國中期（1927年-1945年），隨著隴海鐵路貫通陝西，淪陷區工廠的大量遷入，西安的經濟逐漸繁榮並超過了涇陽和三原，逐步取代三原、涇陽成為陝西重要的商埠和西北五省物資集散中轉重地，成為陝西的經濟中心。

清代到民國前期，三原、涇陽四周農產品極為豐富，加之交通便利，渭北各縣所產的棉花、西北輸出的藥材和鄂、豫生產的布匹以及湖茶、蘭煙、甘寧皮貨皆以三原、涇陽為集散地，三原、涇陽遂成為東西部物資集散地、南北貨物轉運之樞紐。

其中，僅棉花和棉布一項，就有資料記載：“1915年，三原縣城就有花行40餘家，每家資本少者有四五千兩，多者達十萬兩，年進出棉花總量在100萬公斤以上。”1925年前後，三原還有各種布店40多家，棉布工匠數以百計，每年加工外運的棉布約在四五百萬匹。

涇陽、三原兩縣緊鄰，花行戶數預計也不會少。據涇陽作家遲騁《在橋底，遭遇一段漸漸遠去的歷史》一文介紹：涇陽橋底鎮在明代中後期即成棉花主要產地。民國初年，上海、蘇州一些有眼光的民族工業者為了發展民族紡織工業，特從美國引進優質斯綿品種，在涇陽大地一舉試種成功，橋底遂成為“涇斯棉”的重要產地。隨著棉花產量的逐年增加，經營棉花的購銷店鋪（舊稱花店）應時而生，在當時橋底鎮東西僅一公里長的街道上，大小花店最多時曾達20多家，“俊記花行”、“全記花行”、“新昌花行”、“鑫記花行”四家花店資金雄厚，基本壟斷了橋底的棉花收購，其中以“俊記花行”做的最大，直接與上海的“申新”、“大華”紗廠掛鉤，每到收購季節，這兩個廠均派莊客住到涇陽縣城西關“協豐花行”、“晉興隆花行” 監督收購外運。一鎮如此，可以想見當年涇陽縣棉花種植和交易盛況。在此碑中，有名有姓記載的的店家就達24家。當時能夠加入公會的，自然是有規模、有實力的商家。如果再加上其他規模較小的商家，涇陽的花行戶數估計也不少。

這通石碑發現，充分印證了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涇陽縣棉花產業發展、棉花貿易的情況，也反映了當時成立“協會”組織，共襄棉花產業發展大舉的歷史面貌。

（感謝王東先生校正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