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其實是兩個事件，後人之所以將之連起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二者發生時間極為接近，而這一定程度上誤導了很多人。

焚書坑儒

焚書是指焚燒除了法家學說之外的“治國”類書籍，及儒、道之類會對國家治理產生影響的百家書籍以及《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而醫、農、工等書籍均不在此列。非眾所周之，秦國經歷了商鞅變法後，國力愈發強盛，最終吞併六國，一統天下。法家學說作為秦國統一的最大功臣自然是收到青睞的，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分封、立郡縣，車同軌、書同文等的各項舉措在當時無異於驚世駭俗。這些都在當時都引發了極大的爭議，百家學子借各自學說展開批判與煽動，在很大程度上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既然要書同文，那你覺得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是不是勢在必行？

坑儒並非是指坑殺儒生，而是方士。因方士所言長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長生也非是小小丹藥所能達到。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煉藥尋丹，乃是要傳《道經》於天下。始皇惱羞成怒，認為方士們在耍弄自己。於是，先焚道經，後坑方士。而在這一系列變革背後，是否坑殺過儒生？當然是肯定的。作為一個以法學為治國學說的國家，借百家學說煽動者，當不當殺？既釋出焚書法令，私自藏書者當不當殺？縱然以如今的觀點不免苛責過甚，然而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些做法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指漢武帝時期的舉措，由董仲舒提出。而此時的儒家並非完完全全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理論，而是結合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百家之長，創造出的一種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的新型儒家學說。

從時代背景下來講，周朝推崇周禮，可以講周禮便是治國學說。而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征伐，早已禮崩樂壞，百家爭鳴的局面都渴望自己的學說可以成為正統的統治學說。秦始皇結束了幾百年的混亂局面，首要任務就是維持政權的穩定、社會的穩定。而統一六國最大的功臣就是法家學說，在亂世允許百家爭鳴，而在一個統一的王朝不需要那麼多的學說與觀點。學說不同則分歧不斷，分歧不斷則會產生分裂，平白新增無數不安定因素。最有效的辦法便是確立正統學說，將其他學說打壓為異教邪說。每個學說都有其可取之處，為何不取精棄糟？我想你我明白的道理，秦始皇肯定也明白，李斯等文武也清楚。奈何當時時代背景已然等不及如此溫水煮青蛙之法，重病還需猛藥，焚書之舉是在必行。

秦始皇

漢朝也非從始至終都信奉儒家學說的，西漢初年，由於歷經了多年戰爭，因此推崇黃老學說，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這在很大程度上覆蘇了當時經濟的發展。黃老之學也造就了文景之治，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黃老之學已然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急需一種新的學說作為治國的綱領。法家學說經過秦朝的實行，暴露出了很多的缺陷，如果直接拿來用恐怕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就在此時，儒家學說中的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更加符合漢武帝的胃口，也符合中央集權、神化君權的時代發展潮流，董仲舒以儒家為表，法家為裡，更吸納百家優質之說，創造出了新型的儒家學說。因此，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也成為了此後兩千年的正統學說。

最後說結論，無論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獨留秦書，還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都是維護統治需求。雖說二者採用的是不同學說，然而從本質上講，都是為了樹立國家正統理論，以此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說二者異曲同工確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