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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朗克學派的變種,主張歷史學是政治鬥爭工具,為現實政治服務

它是朗克學派的變種,主張歷史學是政治鬥爭工具,為現實政治服務

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內容是關於普魯士學派的。在普魯士,僅次於自然科學發展的是歷史學。19世紀中葉起在普魯士和德國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普魯士學派的史學。普魯士學派可說是朗克學派的一個變種,朗克學派還標榜“客觀主義”和“科學方法”,而他的普魯士學派的門徒們卻赤裸裸地主張,歷史學就是政治鬥爭的工具,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對他們說來,歷史和歷史書籍的寫作乃是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用以激起讀者的愛國心和駁倒政敵論據的工具。他們還把歷史相對主義推到更加極端的發展階段,更加全心全意地獻身於普魯士的民族事業,並幫助傳播黑格爾的強權國家觀念。他們不僅幫助別人激起對普魯士的熱情,他們自己也熱情地參加普魯士的政治活動。由於他們明確支援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的小德意志道路,這一派又被稱為“小德意志歷史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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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學派的精神祖師是達爾曼( 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他生於魏斯瑪,卒於柏林。曾參加抗擊拿破崙的解放戰爭,1812年起,先後在基爾大學、格廷根大學、萊比錫大學、波恩大學任教授,講授歷史和政治學。他把學術和政治結合在一起,公開主張學術必須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具有自由主義思想,1837年作為格廷根七君子之首,反對請侯暴政,遭到迫害。1848年革命中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並被推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他呼籲德意志各邦在普魯士王朝領導下聯合起來,造成一個統一的、君主立憲的、強大的帝國,“我總認為,我們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除了加強君主集權制以外,我實在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富強之道。”達爾曼著有《丹麥史》(1840—1843)、《英國革命史》(1844)、《法國革命史》(1845),都是為現實的政治目的而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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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學派的實際奠基人是達羅伊森( Johann Gustav Royse1808-1884),他生於波美拉尼亞的特雷帕托夫,卒於柏林,其父是隨軍牧師,很早去世。達羅伊森早年是在貧困的環境中長大的。1826年入柏林大學研習哲學和語言學,1833年的博士論文《亞歷山大大帝傳》以古喻今,把希臘各邦比作德意志各邦,把馬其頓比作普魯士,希望普魯士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用武力來完成德意志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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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達羅伊森被任命為柏林大學教授,1840年為基爾大學教授,轉向講授近代史,從事現實的政治鬥爭。他認為歷史教學的目的,就在激發人們的愛國心,使之樂於為祖國的榮譽而效命疆場。1846年出版《論民族解放戰爭時期的歷史》,歌頌反拿破崙戰爭的勝利。他認為拿破崙是被普魯士打敗的,而普魯士的興起,實與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具有同樣的意義,都使人類向自由和民族解放邁進了一大步。他作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主張把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坦因併入德國,德國按小德意志道路統一起來,“那由霍亨斯陶芬王朝所空下來的帝位,理應屬於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1859年達羅伊森重返柏林大學主持歷史教席,名重一時,當他公開提出把歷史知識政治化作為行動方針時,就為普魯士學派的成立奠定基礎。在他一生的最後30年,分批出版了他的最重要著作《普魯士政治史》(1855-1886),共14卷,其中充滿普魯士民族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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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學派的另一名代表人物是聚貝爾( 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他出身於杜塞爾多夫的資產階級家庭,卒於馬堡,父親是普魯士政府官吏。早年入柏林大學研習歷史,是朗克的得意門生,1841年出版的論文《第一次十字軍出征史》,就是在朗克指導下完成的,但在用歷史為普魯士王朝各項政策服務這一點,超過乃師甚多。1844年起,聚貝爾在馬堡大學、慕尼黑大學、波恩大學當教授,主講歷史課程。他經常是半官半學,一面教書、一面從政。“我分析我自己,七分之四是政治家,七分之三是教授”。1848年革命後,其政治觀和歷史觀益保守,同革命處於完全敵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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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1879年,聚貝爾出版其所著《1789-1795年革命時代史》(5卷),詆譭法國大革命,謾罵雅各賓派的革命措施是“瘋狂”。他力圖使人相信,一切革命都是“罪惡的”。聚貝爾晚年所著的《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國史》(下卷,1890-1894),對普魯士王朝歌功頌德渲染俾斯麥的“雄才大略”,行文語多諂媚,刻意迎合。1862-1864年和1874-1880年是普魯士下議院議員,1875年任普魯士國家檔案館館長他在19世紀德國資產階級史學中仍佔重要地位,因為他在1859年創辦了《歷史雜誌》,該雜誌成為德國史學家爭鳴的園地,而且一直延續至今,是西方很有影響的史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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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學派中最著名的角色是特賴赤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他出身於德累斯頓的軍官家庭,卒於柏林。童年時因患重病,不能擔任軍職,乃轉而向文科方面發展。但他身上始終留有其父的軍人習性。早年就學于波恩大學和海得貝格大學,崇拜老師達爾曼。在達爾曼影響下,認定必須把學術和當前的政治結合起來,用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來推進德意志的統一。1863年起,相繼在弗賴堡大學、基爾大學、海得貝格大學、柏林大學任教授,188年作為朗克的繼承人任普魯士國家史官。1895年起為普魯士科學研究院成員。

它是朗克學派的變種,主張歷史學是政治鬥爭工具,為現實政治服務

除科學著述外,有大量的文學和政治活動。他還是《普魯士年鑑》的撰稿人(1858-1863)和編輯(1866-1889)。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是未完工的《19世紀德意志史》(1879),內中鼓吹“鐵血道路”和軍國主義思想:“我們的時代是戰爭的時代,是鐵和血的時代。……如果強者壓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種無可非議的生存競爭的規律。”有人把特賴赤克看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禍首和希特勒的思想先行者。

特賴赤克在50年代前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立場,支援普魯士統一德國:“不僅普奧聯盟是純粹的胡說,而且由各君主國組成聯邦國家也是如此,只有一種辦法可以得救:霍亨索倫王朝統治下的一個單一的國家,一個君主政體的德國。推翻各諸侯王朝,合併到普魯士—一簡單說來,這就是我的綱領。”60年代後支援俾斯麥的強權政治,成為俾斯麥在歷史學中的化身。1871-1884年他一直是帝國議會的議員,反對社會主義,鼓吹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追求殖民擴張,支援一種侵略性的世界政策。好的,今天的內容就是這些,歡迎大家訂閱我們,和我們一起了解更多好玩有趣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