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袁紹是三國初期的主角，是諸多割據勢力中最可能統一天下的兩個。曹袁之爭是三國初期的主旋律，這場爭奪的最高峰就是著名的官渡之戰。

曹操

這場大戰發生於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在此之前，袁紹和曹操的人生軌跡驚人的相似。他們同為高幹子弟，但出身又並不太好（曹操爺爺是宦官；袁紹據傳是小老婆生的，是庶出）。在靈帝末年同為朝中重臣（都是西園八校尉），但又都受制於宦官（西園八校尉的頭是宦官蹇促）。董卓廢少帝以後，同為一方諸侯，併力討伐董卓。董卓退入關中以後，他們又分頭搶地盤。曹操以兗州為中心，袁紹以冀州為大本營，各自擴充實力。漢獻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十一月，曹操消滅了身邊的勁敵呂布；幾個月後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三月，袁紹徹底消滅了公孫瓚的勢力，沉重地打擊了張燕黑山軍的勢力。這樣一來，袁曹雙方都把自己周邊的敵人收拾得差不多了。袁紹盡有冀、青、幽、並四州之地，曹操則控制著兗、豫、徐三州和司隸地區。將對方作為下一個必須消滅的敵人，已經成為雙方陣營的共識。一場大決戰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是誰發動了這場戰爭呢？通常的看法是袁紹。其實不然。戰爭事實上是曹操先挑起。

長期以來，曹操和袁紹雖然外親內疏，明爭暗鬥，但從未直接交手。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二月，河內郡發生了一些變故，改變了這種狀態。

河內既不屬於曹操，也不屬於袁紹，而是張楊的地盤。

張楊原本是幷州刺史丁原的手下，和呂布是同事。在董卓殺丁原的時候，張楊正在上黨（今山西省東南部）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因此沒被董卓吞併。後來，他加入了關東義軍，和袁紹、王匡一起屯兵河內。從此就一直在河內一帶活動。張楊和呂布關係很好，所以在曹操與呂布的戰爭中，他是站在呂布一方反對曹操的。

張大可先生說張楊支援呂布的行動得到了袁紹的支援。這是可能的。但袁紹畢竟沒有直接動手。對於張楊，曹操也沒有直接進攻。他策反了張楊手下的大將楊醜。楊醜殺了張楊，歸順曹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楊醜又被張楊的另一個手下眭固給殺了。之後，眭固公開宣佈歸順袁紹。

這一年的四月，曹操派史渙和曹仁率軍渡河進攻已經公開宣佈歸順袁紹的眭固，從而挑起了官渡大戰的序幕。

曹操為什麼要進攻河內呢？兩個原因。其一，機不可失。一方面，袁紹此時正率大軍在幽州圍剿公孫瓚，對於河內鞭長莫及。另一方面，張楊集團內部連續發生內亂，很不穩定。一旦袁紹回師冀州或者眭固將河內穩定下來，攻打的難度都會加大。其二，河內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河內郡包括今天河南省安陽、鶴壁、焦作、新鄉一帶。其東北面是冀州，西北邊是幷州，東面是兗州，南面是河南郡。對曹操而言，控制河內就把勢力擴張到了黃河以北，在冀州和幷州之間插入了一個楔子。對於袁紹而言，控制河內就可以直接以此為基地進攻許都。

曹操趁袁紹北伐公孫瓚之機奪取河內，只是一個開始。這一年的八月，曹操親率大軍進駐黎陽（今河南省浚縣，與冀州接壤），作出北進冀州的姿態。接著，曹操派臧霸率軍進攻袁紹統治下的青州，攻入齊國和北海國。

面對曹操咄咄逼人的攻勢，袁紹決心反擊，“將進軍攻許”。袁紹召集眾謀士，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袁紹

以郭圖、審配為首的一派是主戰派。他們認為本方大勝之後士氣正盛，正是一鼓作氣平定天下之時。他們說：“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眾，討伐曹操，易如反掌。如今若不及時發動進攻，以後等曹操強大起來，就難對付了。”

以田豐、沮授為代表的另一派主張採取積極防禦的戰略：“先派遣使者向天子稟報平定幽州的捷報，然後搞好生產，休養生息。如果天子沒有重視我們，沒有滿足我們的要求，那麼就說曹操有意阻隔我們為皇帝效力。然後進軍黎陽，逐漸在黃河南岸修建營寨，建造製造大量武器裝備，同時分遣精騎，對曹操轄區進行騷擾，讓他不得安寧。不出三年，曹操就完蛋了。”

雙方為何有如此大的分歧呢？

首先是在對戰爭的正義性的理解上。田豐和沮授認為“救亂誅暴，是義兵；恃眾憑強，是驕兵。義兵無敵，驕兵必敗。曹操已把天子迎奉到了許都。如今舉兵南向，是不義的行為”，因此難以獲勝。審配和郭圖反駁道：“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我進攻的是曹操又不是天子。即使進攻天子，還有武王伐紂的先例呢。

僅以天子在許都就不能討伐曹操，迂腐得很。以武王伐紂來類比三國初期的形勢，則完全是強詞奪理。其實田豐、沮授不是迂腐之徒，他們想先提出曹操所難以接受的條件（比如讓皇帝巡視冀州），這樣就可藉口曹操專權而討伐曹操。郭圖等人雖說有些強詞奪理，但那只是在會議上的爭辯之辭。他們當然知道不能師出無名。只不過他們的辦法更簡單，寫篇好的檄文不就成了嗎？

正義性問題，不是根本分歧。雙方的根本分歧在於怎麼打。田豐、沮授一派的觀點是積極防禦，穩紮穩打；郭圖、審配一派的觀點是速決戰，畢其功於一役。

這個分歧來源於他們對敵我雙方實力的不同認知。

除了不義之外，田豐、沮授提出了兩條反對南征理由。第一，軍民疲憊。他們認為，最近連年征伐，百姓疲弊，倉庫沒有積蓄，賦役又很沉重。這是國家的大問題，應該先解決。第二，曹操厲害。他們指出曹操法令嚴格，士卒精練，不是像公孫瓚那樣縛手待斃的人。所以，他們的結論是：如今“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郭圖和審配等人認為，本方兵多將廣，具備人數上的優勢，由於剛剛戰勝了公孫瓚，“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聘”，士氣高昂。所以，正好一鼓作氣消滅曹操。

雙方所言，都是實話。但田豐、沮授只強調了本方的困難和敵人的優勢，而郭圖、審配則只看到本方的優勢。因此，兩種觀點都是片面的。那麼，袁曹雙方的力量對比究竟如何呢？綜合考量將帥以及軍隊的數量和質量等多個方面，袁曹雙方在軍事實力上是旗鼓相當的。加上經濟實力，袁紹略強於曹操，但優勢並不明顯。關鍵要看曹操的智力和軍隊的質量能否彌補軍隊數量上和經濟實力上的劣勢。

在經過了激烈的爭論之後，袁紹聽了郭圖、審配的話，大舉南征。很多人純粹以結果而論，認為郭圖、審配一派是錯誤的而田豐、沮授是正確的。 這種方法根本不對。沒有得到好的結果，不能斷定方法的錯誤。比如，用電水壺燒開水，由於突然停電，水沒能燒開。你能說用電水壺燒水的方法錯了嗎？

要評判兩種方法的高下，應當採用風險與收益分析法。看哪種方法風險低、收益高。

兩種策略收益相同，都是滅曹。關鍵看哪種策略風險大。

田豐、沮授一派認為自己的建議是“萬安之術”，風險極低。這不對。其風險在於，在實施了“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的策略之後，曹操與袁紹的實力差距是否會按照他們的預料進一步拉大？如果因為曹操治國有方而使雙方實力差距逐漸縮小，或者因為曹操手裡有天子，劉表、劉璋、孫策等人站到曹操一方，那麼袁紹方面就危險了。這種風險可不小，當時韓嵩就勸劉表支援曹操。

郭圖和審配一派的建議是全力爭勝。他們的風險在於，這仗能不能打贏？如果戰敗，會是什麼結局？

先看戰爭能否打贏。在官渡之戰中袁紹勝面很大。當時曹操的統治已經是岌岌可危，手下人都寫信給袁紹為自己留後路。曹操本人在事後也不得不承認：“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可見袁紹並非沒有勝算。

再看戰敗的後果。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袁紹的勢力在官渡戰敗後就被曹操給消滅了。其實不然。袁紹直到去世仍然牢牢地控制著冀、青、幽、並四州。這與後世苻堅淝水一敗而失天下，截然不同。官渡之戰後，雖然有一些郡縣叛降曹操，曹操也曾趁勝北伐，但是結果是“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直到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紹病逝以後，諸子爭立，袁紹集團在內耗中分崩離析，才讓曹操趁機統一了中國北方。如果袁紹不死，曹操要徹底打垮袁紹集團恐怕還得費大氣力。

由此可見，全力爭勝的計劃風險並不太大，袁紹在戰略方向上沒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