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於出巡途中駕崩，車隊在“秘之，不發喪”的情況下繼續行進。秦二世胡亥與載運秦始皇屍身的轀涼車經行直道回到咸陽。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後，曾效法“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以擴張行政權勢為目的東巡，至遼東，還至咸陽，很可能再次經歷直道。導致望夷宮之變發生的“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占夢卜曰“涇水為祟”，於是“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事，可能也與直道交通有某種關係。

秦二世直道行跡

對於秦帝國行政史以及秦帝國交通史的研究，都具有值得關注的意義。按照司馬遷的記述，秦始皇最後一次出巡，途中病重去世。趙高與胡亥、李斯密謀策動沙丘政變，安排胡亥即位。隨後就有直道之行。隨後又有秦二世即位，秦始皇入葬事，司馬遷的記敘雖簡略，卻描述了一個時代的莊嚴落幕，一個新的歷史轉變的冷酷開啟。自秦王朝開始，許多代王朝都在第一代執政者與第二代執政者權力交遞時發生政治危機。

秦代如此，西漢王朝劉邦擬廢太子劉盈立趙王劉如意引起上層朝臣恐慌也是如此，此後隋代、唐代都重現了同樣的政治危機。明清史也可以看到重複的情節。這種歷史活劇的第一幕的演出，秦直道作為重要的佈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秦始皇設計規劃，並指派“名為忠信”，最為信任親近的名將蒙恬主持修築了這條直道。這一交通史的傑作，卻沒有能夠迎來秦始皇本人的踏行。他只是在已“崩”之後，以“會暑，上轀車臭”，“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的特殊的尷尬方式行經了這條道路。秦二世胡亥可以說是第一位行經這一當時世界交通史上規模最宏偉的道路的權位最高的執政者。

秦二世元年

李斯、馮去疾等隨從新主往東方巡行。這次出行，時間雖然頗為短暫，行程卻甚為遼遠。《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止於秦二世三年（前207），然而不記此事。由於秦二世是所謂“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的亡國之君，後世史家對秦二世東巡也很少予以注意。可是從交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實應當肯定這一以強化政治統治為目的的行旅過程的歷史意義。從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由此深化對秦文化某些重要特質的認識。

秦始皇此次出行，總行程很可能不及秦二世元年東巡行程遙遠，然而包括“棺載轀輬車中”自沙丘平臺迴歸咸陽（由於李斯等“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甚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行經這段路途的情形當一如秦始皇生前），歷時竟然將近一年。從咸陽啟程行至雲夢以及從沙丘平臺返回咸陽，有較為具體的時間記錄。秦始皇僅行歷這兩段路程使用的時間，已經與秦二世元年東巡歷時大致相當。

秦二世四月回到咸陽

七月就爆發了陳勝起義。不久，秦王朝的統治就迅速歸於崩潰。可以說，秦二世“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的政治目的並沒有實現，沿途山海之神“皆禮祠之”的虔敬也沒有得到預想的回報。從政治史的視角考察，秦二世東巡不過是一次徒勞無功的迂拙表演。然而從交通史的視角看，卻應當充分肯定這一旅行過程雖然作為帝王出巡必然侍從浩蕩、儀禮繁縟，卻仍然表現出較高效率的重要意義。

最後：

秦二世元年東巡有各地刻石遺存，可知歷史記載基本可信。“今石刻猶有可見者，信與此合。前後皆稱‘二世’，此稱‘皇帝’，其非別發端可見。”於是才有“（趙）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的政變。可以說，秦二世的地位是隨從秦始皇出巡東方得以確立的。而秦二世即位之後，東巡也成為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由於有隨從秦始皇出巡的經歷，秦二世元年東巡於是有輕車熟路的便利。而李斯曾經多次隨秦始皇出巡，當然也可以使秦二世東巡路線的選擇更為合理，日程安排和行旅組織也表現出更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