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唐太宗納諫的間題，談論者不少。我也想談一點看法，希望將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引深一步。 封建帝王的納諫，是在其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民主”，這個“民主”是有階級性的。歷來稱道唐太宗納諫，是因為在封建社會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他比之於隋場帝之類唯我獨尊、獨斷專行的皇帝來，的確高明一些。但必須看到他的納諫只限於統治階級內部，勞動人民不僅對他沒有諫淨的機會和權利，即使對於王朝下層官員有不敬之處，也有滅頂之災。

奴告主謀反雖然是效忠皇帝，也要“盡令斬決”，可見，唐太宗納的只是統治集團內部成員的諫，被統治的老百姓是不包括在內的。封建帝王納諫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封建統治，鞏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唐太宗的納諫，當然也不能例外。唐太宗納諫，是為了加強其封建國家機器的作用，以鞏固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統治。

唐初沿襲隋制，把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作為中央政府機構，三省的長官共議國政，行駛宰相的職權。唐太宗批評這樣重要的部門，只是“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淨者”，要求這些部門的官員對“詔救疑有不穩便，必須直言”，不得默不作聲，盲目執行，其目的正是為了充分發揮這些國家機器的作用。唐太宗納諫是為了使群臣效忠自己。在封建社會中，始終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作為處理君臣關係的準則。唐太宗的納諫，正是“使臣以禮”的一種表現，而其臣下對他的諫淨，則是“事君以忠”的表現。魏微在隋朝末年參加了瓦崗軍。瓦崗軍失敗後，他投唐為太子李建成的洗馬。玄武門之變，李建成被殺，他才成為李世民集團的重要成員。

由於魏微曾勸李建成早日下手除掉李世民，所以，當李世民初狄召見魏徽時就責間他：“汝離間我兄弟，何也？”當別人都替魏微擔心時，魏微卻慷慨自若，從容回答道：“皇太子若從微言，必無今日之禍。”可見他與唐太宗還持的是敵對的立場。然而後來他們竟轉化為須臾不可分離的君臣，這主要是由於“微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徽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

可見唐太宗對魏微的有益之言能“欣然納受”，就使魏微感到唐太宗是“知己之主”，願為主子效忠。唐太宗曾誇獎魏微說：“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聯意，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這裡一語道破了這個聰明的皇帝之所以賞識魏徽，就在於他能“忠誠奉國”。唐太宗對待裴矩的事例，也同樣能說明問題。裴矩對隋場帝曾經是“無所諫淨，但悅媚取容而已”

但投唐以後，他一反常態，敢於對唐太宗進行直言不諱的批評，從而頗受唐太宗的讚賞。正是由於唐太宗能納臣僚之諫，裴矩才效忠於他。可見唐太宗的納速，不過是促使臣下效忠自己、維護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江山社援的長治久安的有力手段。 因為唐太宗認識到納諫對於鞏固其封建統治的極端重要性，所以他不僅非常重視納諫，而且廣開進諫之門，鼓勵臣僚進諫。首先，唐太宗不以任何藉口而拒諫。”

在他看來，納諫不分早晚先後。不管在事前還是事後，只要意見正確，都應該接受。這種思想，是唐太宗從讀史當中有所感觸而產生的，他也基本上能夠這樣做。例如，“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詔令百官議之，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在沒有確鑿實據的情況下殺了張亮，當然這是冤案。但唐太宗並沒有以“業已為之”為藉口，掩蓋自己的過失。後來頭腦冷靜了，他承認了自己拒諫的錯誤。後來刑部侍郎有咖，宰相屢薦他人，唐太宗均不允可，。一定要李道裕充任。他說：“往者李遭裕議張亮雲‘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

所以堅持要李道裕做刑部侍郎。可見，唐太宗一旦認識到諫者的意見正確時，就立即糾正自己的錯誤，決不以任何藉口掩蓋過失。其次，唐太宗還認為納諫應該講究方式，否則也會導致拒諫的後果。由於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臣僚們進諫難免誠惶誠恐，顧慮重唐太宗接受了魏微的意見，對“上封者”皆加以慰勉。當然，唐太宗畢竟是一位封建專制帝王，即使在其臣僚統治集團內部的民主，也是有限度的，不是始終如一的。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魏微曾對唐太宗納諫的發展過程作過分析。

由“導之使諫”到“不悅人諫”，這個變化充分說明地主階級的政治家決不可能擺脫時代及其階級地位的侷限。唐太宗儘管認識到納諫對於鞏固唐政權的重要性，但當臣下的諫淨有違其意，觸犯其皇帝尊嚴時，拒諫獨裁面目就往往畢露。散騎常侍劉泊就曾向他指出：“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或面加潔難，無不慚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如果對唐太宗的納諫不作歷史的階級的分析，苛求於古人，否定其納諫的積極意義，或者過高地評價其納諫，都是違背厲史唯物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