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之賑恤甚至惠及邊疆土司轄地。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騰越州之南甸、幹崖兩處遇有水災，經查明，“土司地面向無賑恤事例”，然乾隆朝“未便令土夷稍有失所，致露貧乏”，當即橄傷總兵許世亨、知州朱錦昌前往查勘，“各戶先給口糧”，雲貴總督富綱到達騰越後，又“親勘撫卹”。乾隆硃批：“妥為，卑受實惠飛富綱率同桌司徐嗣曾、遠西道楊以漾，對受災情形詳細查驗核實之後，按照“從前昆明縣被水事例”，瓦房一間給銀一兩，草房一間給銀5錢，共給銀939兩。

因“土夷田地向無頃畝名數，惟以所播籽種之籮數為算，每囚籮合谷一石”，則賑恤“南甸谷種二千六百七十四籮，合谷六百六十八石”：幹崖“谷種一千八百．二十一籮，合谷四百五十五石”，總共賑恤“籽種穀一千一百二十三石”。又因“土司地方向無地丁錢糧，若照例借給，誠恐青役人等將來按戶催收，轉滋煩擾，且為數亦屬無多”，富綱“即行照數賞給，卑資及時墾種之用”，來年不再秋季徵收。

富綱對賑恤錢糧“俱親自驗明，當眾散給，土民扶老攜幼，叩頭只領”。在土司轄地，賑恤一事，“即別屬土司頭人，亦皆以為從來未有之事”。賑恤完畢，富綱又命騰越州朱錦昌，於冬季水淚之際，率同土司，將該處河身勘測，進行疏潑，“以為善後之計”，防止南甸、幹崖兩處土司轄地再遇水災。

滇省官吏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前往災區，檢視災情，並迅速制定比較完善的賑恤措施。乾隆元年1736）八月二十五日，省城驟然天冷風寒，陰雨連日，致使雲南、曲靖、微江、備案、楚雄、廣西（今瀘西）、昭通、姚安等府在高處田地的晚稻“多不結實，止有五六分收成，內如呈貢、昆陽、安寧、魯甸、恩安等處，俱在四分以下”。雲貴總督尹繼善與雲南巡撫張允隨即刻派人前往災區檢視，並將“地丁等項錢糧照例分別請免、請緩”。因“秋米關係兵餉，例不豁免”，如若令災民“照舊輸糧，便無餘米出泉，市價必昂，民艱買食”，雲南督撫經過詳細會商，“將雲南等府所屬欠收州、縣，查其收成在六分以下者，將本年秋米全行緩徵，其緩徵米石自乾隆二年為始，分作三年帶徵，以抒民力”。除此之外，還對“無力耕種貧民，酌借籽種；其成災數處，冬月嚴寒及來春青黃不接之際窮民無以餬口，應賑恤者即行動項賑恤，竭力辦理，務使欠收戶口戚得其所”。

如此做法，張允隨尤覺不足，怕欠收之年，米價騰貴，特派專員在受災之地“分設米局，減價平泉，止許貧民零買，不容奸販囤收”，以期有益民生。雲南督撫又悉心籌劃，給災區“每大口一月賑銀二錢，小口賑銀一錢，聽其就便買食，分別男婦，按月歪給，從臘底新正即行開賑，給以三個月口糧”。據清朝檔案記載，此次賑恤“統計十四屬大小共七萬六千餘口：又各學貧生每名月給銀一兩，亦給三個月，共賑貧生三百三十二名。以上大、小口以及貧生，通共賑過銀四萬三千餘兩”。

張允隨“猶恐各屬被災戶口眾多，賑恤未遍”，又命布政使將需明等應行修築的12座城垣及時興工，讓“附近小民赴工覓食”，“藉工為賑”，以緩災情。乾隆朝不但賑恤災民，對歉收之處駐紮的兵丁義“借給一月餉銀，以資度歲”，於第二年“分十個月扣還”。可見此次賑恤範圍之廣，數額之巨。乾隆朝對雲南的賑災卓有成效，至乾隆二年初，災區己是“市糧無缺，價值較前稍減，民間易於買食”的情形。“張允隨上疏說“邊省民夷仰蒙皇上天恩，蓋骨賑兼施，借泉並行，莫不感戴，歡騰各井裡，通省地方甚為寧謐”。因政府借給百姓籽種，且示諭百姓廣種豆麥，第二年夏收之時，“通省實為處處豐熟……較常年更多，故所收之數矣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