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為道家文化的締造者之一，莊子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莊子的思想，體現在《莊子》一書中。

此書雖非其一人所寫成，但是它卻基本體現了莊子一以貫之的思想，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長河中，它從來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發揮著其功能的。

因此本文論莊子，將以《莊子》全書為物件，而不僅限於內篇。《莊子》一書，從戰國時代人的生存境遇出發，廣泛討論了人生面臨的諸多問題。

與孔子相比，莊子更表現出了對於個體的人的終極關懷，而非社會整體的發展。

莊子沒有直接討論過文學問題，但是他體大思精的思想，卻對文學創作和審美有著極大的啟示意義，對後世文學思想的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和不可估量的影響。

而其超脫曠達、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自由人格和“汪洋闢闔、儀態萬方”的文章風格，也為歷代文人所推崇或師法。

在中國古代文人的心理和人格塑造上，莊子與孔子一樣起著莫基者的作用。

莊子所生活的時代，約在公元前369至前286年，處於戰國的中期。

這個時代，有兩個顯著的社會特點。

其一是諸侯爭霸，兵發不斷；其二是禮崩樂壞，思想活躍。

平王東遷以降，王室衰弱，諸侯間武力兼併此起彼伏，春秋五霸，戰國七雄。

在向著統一邁進的程序中，給社會留下的是百姓生命塗炭、血流漂杵的慘酷和黑暗，又直接造成了周禮統治秩序的徹底崩潰。

“禮崩樂壞”，使得文化廣為擴散，也使得人們的思想從周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形成了一種百家爭鳴的局面。

對於殘酷的現實，莊子與儒、墨諸家作出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儒、墨諸家雖然主張各異，但都是要從整體上去拯救社會。

而莊子卻陷入了對個體生存境遇的深深憂慮中。這種憂慮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他認為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中，人的生存是可悲的。

為人臣下、求功名於仕途的可怕，殺身之禍隨時都會降臨頭上，即使不如此，其時時刻刻擔驚受怕如履薄冰的恐懼，也會使身體陰陽失調而致病。

這樣的人間世，處處皆桎梏，生命豈能安之！對於造成社會桎梏生命的原因，莊子以為在於君王的貪夢和所謂的聖人對於仁義道德的倡行。

仁義道德實際上是為如大盜一樣的君王們準備的。

莊子由對君王聖人和仁義道德的否定進而發展到了對於一切文明現象的否定，認為只有回到“民結繩而用之”的時代，人們才有可能使生命得到舒展和享受。

莊子的這一思想顯然是反歷史的，然而他所揭示出來的歷史的二律背反卻是深刻的。人的慾望、人的競爭性甚至人的貪夢性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而社會的進步反過來又更刺激著人的慾望，如此迴圈往復，人就有可能在物慾的滿足和物慾的不斷膨脹中喪失自我，生命被異化了，它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

莊子對於個體生存的焦慮還表現在他對生命短暫的強烈意識中。

死亡是人與生俱來不可抗拒的命運，死是生的對立面，樂生惡死是人的本能，但是人卻不能不接受生命將會死亡這一現實，這是人之存在的又一個最基本的二律背反。

在先秦諸子中，並非只有莊子才意識到或討論過生與死的問題，孟子就說過“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的話。

但是同時他更強調當“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時，應該“捨生而取義”，決不苟且偷生，逃避死亡。

這是一種注重生命的社會價值的冷靜而理性的生死觀。

莊子與此不同，他關切的是生命的實際存在本身。

對於“以身殉名”計程車、“以身殉家”的大夫和“以身殉天下”的聖人持根本的否定態度，認為他們與只知道私慾、利益的小人雖然事業不同、名聲不同。

但是在“以身為殉”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而這個一致，就使他們沒有了本質的差異。

應該說，莊子在對生命的終極認識上有他的獨到和深刻之處，但是在一個具體的社會中，生命仍是有它的價值取向的，儘管我們也並不讚賞死名於首陽之下的伯夷式的迂腐。

莊子常常喟嘆時光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暫，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日夜無隙”（《德充符》）……

對於生命而言，時間的有限性是其最本真的狀態，但是，在有限的生命中人卻“與物相刃相靡”。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齊物論》）

而生命就在這相互殘殺和勞勞碌碌中迅速走向死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這是多麼可悲啊！

顯然莊子是惜生的，但是在《莊子》中我們又看到許多與此相反的言論和寓言故事，似乎莊子在對待生與死的問題上是樂死而惡生的。

然而仔細品味莊子此語，其之“樂死”實是有惡於人生中的君臣和四時之事對於生命的逼迫。這是一種沉痛語而非樂觀語。

通觀《莊子》全書，莊子對於生命是有著極深的眷戀的，而眷戀越深則焦慮越重，焦慮越重則越有害於生。

這彷彿陷入了一個怪圈，必須從這個怪圈中解脫出來，否則對於生命將是無益的。莊子對於生死作精神超越的努力首先表現在他把生命的形成和死亡視為一個自然的過程。

莊子以為世界本來是無生命存在的，所謂生命不過是“氣”的一種聚集。

而死亡不過是“氣”的一種消散，“氣”聚“氣”散，人生人死，如同春秋冬夏的四時迴圈執行，是自然的和不可逆轉的。

莊子還說：“死生，命也”（《大宗師》）

這個“命”，指的是人無法逃避的一種必然性。如果就此而看莊子，則其生死觀就只有消極和宿命的一面。

而實際上莊子在《大宗師》裡還強調了“天與人不相勝”的天人關係，“天人合一”則“死生一如”。

人之死不過是回到了自然和宇宙的大生命中去。莊子曾多次說過“死生亦大矣”的話，歷來不少論者以此作為莊子怕死的依據。

我以為這頗值商権。理解這句話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大”。

內篇有文曰《大宗師》，大者，道也，即宗大道為師之意。當然“死生亦大矣”之“大”與《大宗師》之“大”不完全等同，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聯絡。

人的生死之道，和自然的四時執行之道都是道的體現，所以“死生亦大矣”就不能只理解為死生是很重要很可怕的事情，而應理解為死生也是與道相通的事情。

關於“大”（或“道”），老子

還作

過這樣的解釋，

“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這就是說，道一大，是一個迴圈的自然流程，而作為道之分體的死生也是一個迴圈的自然流程，它與大化同流，而人於“寥天一”，迴歸於宇宙自然。

如此，則人死又何必為之而慼慼呢。對於生死作精神超越的第二個努力表現在哀樂不人、安時處順的“無情態”的自我達到上。

醫學已經證明，人的情感若長期處於亢奮或焦慮狀態，必然會引起疾病，並進而影響到生命的質量和存在。

此理莊子早已甚明，

“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在宥》）

毗者傷也，人過於歡樂會傷害陽氣，過於憤怒會傷害陰氣，陰陽受損不和，勢必傷害人體。

不僅如此，甚至社會的種種矯偽乖戾，也是由於人的喜怒無常造成的，因此人必須從自己的情感束縛中解脫出來，泯滅自我，無情無慾。

而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莊子提出了“懸解”之說：這裡的“得”和“失”、“來”和“去”暗含著生和死，而“時”和“順”則是依循自然之意。

生是依循自然而生，死是依循自然而死，安心和順應於自然及其變化，哀樂就不能人侵於心，精神從而也就得到了解脫，這就是所謂的“懸解”。

“懸”為倒懸，人只有自己忘掉了生死，去除了哀樂，才能真正超越於生死，否則就還是“物有結之”即“外物繫心”（王夫之語），難以解脫。

當然，對於莊子而言，他的一生也並沒有完全進入到哀樂不人的無情態，雖然他也曾做出過妻死鼓盆而歌的不俗之舉。

他的

憤世疾俗

和對於虛假的仁義之道的激烈批判，都說明著他的不能忘情於世，而何況生死。

這一點錢鍾書先生早已揭明，

“莊生所謂‘縣解’，佛法所謂‘解脫’，皆尚多此一舉。非腦中橫梗生死之見，何必作達。非意中繫念生死之苦，何必解脫。破生死之執矣，然未並破而亦破也；忘生死之別矣，然未即忘而亦忘也。”

參考文獻：

《莊子》

《在宥》

《大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