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詩宇

很多人都聽過那個著名的假設：給無限只猴子無限的時間，它們總能在電腦上敲出一部莎士比亞全集。人們都在爭論猴子“能或不能”的機率問題，其實真正重要的是題幹中的“電腦”。螢幕和鍵盤帶來的無限試錯與有限選擇，極大提升了“創作”的下限，而刀與石頭、筆與紙的時代，沒人會把猴子和文豪相提並論。

相比古人惜字如金、思慮再三，才將最值得記憶的事情留在巖壁、竹簡與並不容易獲得的紙張上，我們的寫作和傳播實在過於便利。然而與那些虔敬的古人、穿越千年的作品相比，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我們寫得更好了嗎？

讀屏：目光從陡峭的山坡滾落

當我們說自己不如古人寫得好時，總喜歡拿李白或曹雪芹的靈感、才華說事；但從事過創作的人，都知道這不僅是一門技術活，更是一門辛苦活，作品的水平和高度，絕對和練習與實踐的數量、工具的便利程度有關係。

所以關於這個論題，我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當我們在用今天多如牛毛的作品和矗立在歷史巔峰上屈指可數的名著對比，而得出今不如昔的結論時，應該意識到我們是在用過去的標準要求現在，用歷史的標準要求現實——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雙標”；今人的所謂不如古人，是一種篩選之後的倖存者偏差，更緣於今人選擇以另一種敘事、語言、思想的風格，去迎合不同的閱讀方式、載體和目的。

這麼說有些抽象，我舉一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2004年左右，螢幕第一次取代紙張，成為我閱讀的主要載體。那是一塊最多隻能同時顯示52個字的MP3單色液晶屏，我用它閱讀了至少數百萬字的內容。沒錯，這一個自然段到這裡已經超過70個字，在小螢幕上我一眼看到的比這些更少。在這樣的螢幕上，任何一次“回看”都意味著巨大的操作成本，將我的閱讀形容成一次有去無回的滑雪或滾樓梯，是完全不為過的。在“單向度”的閱讀中，我更多關注小說的情節是否跌宕、人物形象的命運是否曲折，以及不能過於複雜的線性敘事到底傳達出什麼樣的“想法”和“點子”，語言和敘事是否禁得起反覆品味，則顯得沒那麼重要。

後來電子裝置技術不斷升級，我們的螢幕逐漸變得比書更大，但閱讀的習慣卻難以迴歸過去。在Windows系統自帶的Edge瀏覽器中，有一項功能的設計思路耐人尋味。當網頁文字較多時，使用者可以進入“沉浸式閱讀器”，並選擇“行聚焦”模式，此時偌大螢幕會變暗，只有中間一二行文字部分仍然亮著。瀏覽器給出的提示是“有助於在閱讀時提高專注程度”，其實相當於強制大螢幕前的人夢迴單色液晶小屏時代，心無旁騖的代價是預設上下文之間的勾連，並沒有強大到必須同時出現。想象一下每天在手機資訊流暢遊的場景，眼睛聚焦在螢幕的中間點，不停滑動的手指、不停滾動的文字在這裡一掃而過彷彿流水線——“回溯”在這裡意味著不流暢，意味著讀者“放棄”的可能，這是今天大多數作者很難接受的事情。於是那些曾經雋永的風格、詩意的文字、深奧的思想、糾纏的邏輯，都隨著寫作者對讀者的迎合逐漸消隱。

在螢幕上寫作的一個優勢，是可用極小的操作成本輯錄、索引資料，或是很輕鬆地大段修改、調整文章而無需重新謄寫。理論上，給曹雪芹一套電腦並教會他打字，《紅樓夢》必然會更快面世，那些或是沒寫完、或是被有意隱匿的東西，也很有可能會真正留存在歷史之中。但對於今人來說，螢幕帶來的便利更多體現在學術研究、學位論文，以及那些面對領導、客戶的，有著明顯需求和強制性的應用型寫作中。文學創作是否因此變得更加精細或博大了？作家是否更願意在一部作品上批閱數載、增刪數次了？答案不得而知，工具便利的背後，是讀者對於簡約和粗放的需求，是市場對於速度與節奏的倚重。

拼音輸入法：看不見的操縱者

大可不必因此就說作家已經墮落、文學已經崩塌。我注意到，近些年作家開辦的微信公眾號進入大眾視野，他們貼在手機螢幕上的常常是紙媒時代的作品，只要將其拆成更適合滾動的一句一段，再配上一些滑稽、生動的“表情包”，就可以產生很好的反響。螢幕讀寫帶來的古今之變，更多體現在觀念和訴求上，而不一定觸及文學創作的本質。

接下來說到的這個問題——拼音輸入法，則對於一個時代的創作產生更無形、不可抵抗的影響。對於手寫者來說，每一個漢字都直連腦海，任君選用；但在拼音輸入法面前，字與詞都有了潛在的“優先順序”，對於輸入法機制的迎合，與其他意識形態一同先在地約束著創作，影響著我們選擇、迴避哪些字詞。

還是從例子說起。上世紀90年代大多數人剛剛接觸計算機時，都用過一款名為“智慧ABC”的輸入法。這款輸入法並沒有今天這麼方便的詞庫功能，為了一個稍顯生僻的字，翻來覆去找上許久是尋常狀態。極少數能人背下每一頁候選字的順序，更多人選擇用“詞”來錨定“字”，比如要打一個“宇”字，就直接打“宇宙”再刪掉“宙”，以迴避選字之苦。不要小看這一“捷徑”的意義，拼音輸入法除了讓你忘記字怎麼寫，更“逼迫”你打出原本不屬於你思維的文字。

今天的拼音輸入法在候選字的計算方面進步飛快，然而本質的東西仍然沒有變化。如果說語言本身已經在人的思維和想表達的所指之間構築了一道堅實的障礙，那麼鍵盤上的拼音字母、輸入法選字的邏輯，更用情緒成本堆砌又一道堅壁，讓創作者更難表達真實的自己。簡單地說，即創作者常常是“好逸惡勞”的，他們會選擇更容易“打”出來的字和句，大資料積累的詞頻，也內化為大腦和手指的“肌肉記憶”，使人們的近義詞選擇日趨重複，詞彙量相比義務教育階段不斷減少。在鍵盤面前，我們有可能是莎士比亞，也有可能只是更聰明一些的、但只能受工具擺佈的“猴子”。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不妨再舉一個例子。如果習慣了用電腦來做讀書筆記，就會發現有些作家的創作很難摘抄——看似正常的敘述和對話，在打字時卻會一錯再錯，大量的詞都與輸入法推薦的選項不一致——我並不能說這樣就更好，但相比那些可以順暢摘錄的、輸入法意義上的“標準化”作品來說，那些與鍵盤格格不入的作品或許意味著多樣性，而多樣性對於文學來說總是沒錯的。

“鍵盤”本身就是以拼音文字而非象形、表意文字為本位。完全有理由設想，一箇中文母語創作者在使用拼音輸入法進行創作時，比英文母語創作者的思維轉換多了一個“步驟”，也受到了更多“規訓”。反過來說，蘇美爾文、古埃及文、古印度文等象形文字，都在拼音文字的擴張下“消失”了，漢字也從象形的甲骨文逐漸演變成今天的表意文字，隨著拼音輸入法成為“00後”“10後”的生活的基本技能，漢字又何去何從呢？

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對錶意文字的未來、能指與所指的關係在“輸入法時代”的新變進行更深入的討論。還是回到文章的主題，螢幕和鍵盤的時代，我們寫得更好了嗎？實事求是地說，在一種古典的、嚴肅的審判維度上，當下文學創作的進步，確實與“書寫工具”的發展不成正比；但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並非簡單如施耐庵會打字，或劉慈欣必須磨墨吮毫的古今之辨，而是媒介革新之後，新的市場機制、社會地位、讀者期待，正在把文學創作推到一個未知的方向。此時這一討論的問題意識，絕不在於蔑視、批判今天的文學創作者，而是某種程度上也將作者視為一種被動的、新的“弱勢群體”加以觀照，進而喚起一些關於生成當下文學的整體機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