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其泰

古代設館修史制度保證了各個歷史時期，哪怕是戰亂頻仍、朝代更迭迅速的特殊年代，也能及時記載史事，儲存了豐厚的歷史文獻的成果。這對於保證歷史記載連續不斷，促進中華文明保持其強大的傳承力、生命力、影響力具有重大的意義。

而且，古代設館修史所完成的各個朝代的“正史”，大多具有“一代全史”的價值，其負責主纂的學者有統籌全域性、綜理推動刊定之功，預修的史官除完成其承擔的篇章外，在商討體例、各獻專長和堅持直筆等項也都作出貢獻。

比如，《明史》的實際撰修工作始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至雍正十三年定稿（1735），歷時五十餘年。前後參加修撰的學者約有百人，中間詔令任監修、總裁者幾次更換。歷經時間如此長久，預修的史臣如此眾多，最後能成一部三百三十二卷的鉅著，被稱為取材豐富、文字簡潔、體例比較嚴密，在歷代官修正史中佔據較高的地位，實有賴於先後負責主撰者萬斯同、王鴻緒之力，而以萬斯同貢獻尤大。

當時，黃宗羲、顧炎武身系一代掌故，名望崇高，朝廷多方延請而不至。宗羲派其子百家、門生萬斯同及萬言參加史局。萬斯同精於史學，熟悉明實錄及各種記載，抱元遺山之志，欲以修史報答故國。康熙十八年，斯同應徐、葉之徵入京修史，宗羲以《大事記》、《三史鈔》授之，並做詩多首送行，其中有云：“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託布衣。”深沉地囑咐他在修史中負起裁定一代賢奸、正確評價明朝歷史的重任！

斯同請以布衣參史事，不受朝廷俸祿，館于徐元文家，出於眾手的史稿均由他審定。全祖望生動地記述其隱然起到主修的作用：“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纂修官，學士（徐元文）欲援其例而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

可見，在明史館撰修的前期，萬斯同實際起到主修的作用，直至其去世，前後歷二十三年。由他初步刪改定稿的《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雖然尚比較粗糙，但從其囊括的內容和基本的

格局

說，它無疑已經為《明史》的最後纂成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當然，在封建時代，設館修史的重要意圖之一是為加強朝廷對史學的控制，不論對當朝史或前代史，都要由官方裁定褒貶史事、臧否人物的標準，皇帝詔命的監修、總裁、刊修官執行的就是朝廷的意旨，史臣如何思考、如何撰寫，都絕對不能逾越。

故封建時代官修史書是同史家的獨立見解，如司馬遷所追求的“成一家之言”，范曄所揭示的“激濁揚清”，劉知幾所提倡的“獨得之學”直接相對立的，史學家的進步史識和自由思想必然受到嚴重的桎梏。封建社會的時代侷限和史官的階級侷限，也必然造成歷史記載存在大量的誇飾、隱諱和失實。

歷代官修正史的體裁形式，其總體格局也是代代相因、缺乏創造，如章學誠所激烈批評的，“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纂修前代史是艱鉅、複雜、細緻的文化工程，事件、人物、制度、社會情狀等等千頭萬緒，史料繁

富

紛紜，加上眾人分工、分頭撰寫，這一切都要求在統制、協調上有周密的措施，做大量有效的工作，然而在封建時代是遠遠不能達到的。故，古代設館修史必定存在許多缺陷和弊病。

一是權臣監修，庸才而寡識，卻對撰修工作亂加干預，或組織調配無方，專橫跋扈，令史臣無所適從。

當劉知幾在史館任職時，武三思之輩炙手可熱，對負責修撰實錄、國史的史臣橫加干預。同時朝廷中不同政治勢力集團之間的權力爭鬥，以及官僚門閥世家之間以國史記載作為光耀門庭、顯示社會地位的手段，也都嚴重影響史官做到秉筆直書。為此，劉知幾憤然辭去史職，並對史館存在的弊端加以抨擊：

“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

韓愈任史職時，正是宦官專擅朝政、為禍極深之時，面對邪惡之徒播弄是非、造謠生事，也使他承受巨大的壓力，故云：“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善惡事蹟，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後世乎？”

二是成於眾手，缺乏有效的檢核協調機制，造成

歧

誤、重複，或體例不相統一。

《舊唐書》對唐初至唐代宗時期的歷史事件敘述比較完整，而對唐後期的記載卻大不如前。“穆宗以後的本紀內容繁瑣冗雜；《歷志》、《經籍志》敘述僅

至

玄宗時代；列傳中對唐代末期

人物

缺漏較多”。

還存在一人兩傳等現象。如楊朝晟在列傳之七十二和九十四有兩傳，王求禮在列傳之五十一和一百三十七也有兩傳。像這種因纂修組織工作粗疏低效而造成內容、體例上諸多舛誤，《宋史》、《元史》同樣明顯。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實考訂、全書體例結構等

項

有許多缺陷，被稱為繁蕪雜亂。而元初修《宋史》系以宋人纂修的國史為依據，宋代國史對北宋記載特詳，南宋中葉以後罕所記載，《宋史》修撰者據以成書，未再下功夫採擷史料，故顯得前詳後略，頭重腳輕，甚不協調，書中還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如一人兩傳，無傳而說有傳，一事數見，有目無文，紀與傳、傳與傳、表與傳、傳文與傳論之間互相牴牾等。

顧炎武曾指出，《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臺即第九卷之雪不臺，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兩傳，可見修史之草率從事。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對此也多有指摘，《宋史》中李熙靖既見於列傳之一百一十六，又見於二百一十二。

這些都是因組織不嚴密、缺乏認真核查把關所致。列傳編排上的缺陷還可追溯到更早，魏晉至唐初門閥制度盛行，以一門數代皆任高官要職相炫耀，故魏收《魏書》、李延壽《南史》、《北史》均採用以子孫附其父祖的立傳方法，此也屬體例之失當，史書成為門閥世族的家譜，致使“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即須檢數朝之史……其實轉滋瞀惑”。

三是迴護不實，徇情

曲筆

。

《周書》的列傳有不少地方明顯地誇耀門閥貴顯、虛飾祖宗功績。《周書》的主撰令狐德棻之祖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將軍，宇文政權骨幹人物之一。尤其是，唐朝帝室和唐初大臣，也大多為西魏、北周骨幹人物的嫡派子孫。因有這種政治背景，《周書》在編纂上就要竭力歌頌宇文政權的骨幹人物。凡是唐朝的達官貴戚，《周書》便設法為其在周代的祖先立傳，並不惜歪曲事實加以頌揚。

薛居正《舊五代史》也因照抄實錄而對人物多有虛美隱惡，不可盡信，清代王鳴盛對此有切中要害的批評：“實錄中必多虛美，而各實錄亦多系五代之人所修，粉飾附會必多。今薛史以（朱）溫為舜司徒虎之後，令人失笑。又言生時廬舍有赤氣，熟寐化為赤蛇，居然以劉季等話頭作裝綴也。他所載禨祥圖讖頗繁，非得之實錄者乎！”又說：“蓋五代諸實錄皆無識者所為，不但為尊者諱，即臣子亦多諱飾。”

如石敬瑭是向契丹稱“兒皇帝”的民族敗類，《舊五代史·晉高祖本紀》卻加給了他“旰食宵衣，禮賢從諫”，“能保其社稷”的美名。桑維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軍事貴族集團的，《舊五代史·桑維翰傳》卻為他開脫，說“和戎之策，固非誤計”，讚美桑維翰是“效忠”後晉的“社稷臣”。故學者指出這類虛假失實的記載和評語，“完全違反了歷史事實”，“是《舊五代史》的重大缺陷”。

四是匆促成書，將原國史的特定稱謂或格式照錄下來，造成明顯的疵病，或者將所據史料任意割裂，顛倒位置，致使敘述史實不相連貫，乃至記載失誤。

《舊唐書》成書時間短促，不少地方系大抵抄

撮

唐代史料成書，書中所用“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襲唐代國史或實錄的舊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時的當代皇帝，“我”指唐朝。論贊中常出現“臣”字，也是唐代史官當時的稱謂。

元初修《宋史》，多依國史原本稍加排次，而未細加考訂，故有任意割裂之病。趙翼對此也舉出了很典型的例證。如宋朝國史《牛皋傳》本附在《岳飛傳》後，故有一段總敘岳飛的功績。《宋史》既將《牛皋傳》獨立，卻未將這段總敘移至岳飛傳之後，致使此處失於累贅不合章法，彼處又失於缺漏。“此徒為以意割裂，而未及訂正之失也。”

再者，《宋史》《袁彥傳》、《張保續傳》均載劉仁瞻降，此為薛居正舊史之誤。但歐陽修《新五代史》已辨明劉仁瞻不降，實為別將以仁瞻病篤詐為其書以降者，所以特列仁瞻於《死節傳》。“今《宋史》袁彥等傳尚云然，豈元人修史時，並歐史也亦不檢對耶？”

《元史》也因編纂時間極為短促而造成內容、體例上的許多謬誤。如編纂者誤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領取歲賜的名單，統統當作同一皇帝的后妃處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將兒媳、曾孫媳、玄孫媳婦當成平列的妻妾”。至於譯名不相統一、年代史實乖誤之處更多，因此《元史》一直為後人所詬病。相比之下，清代用了60年時間修成《明史》，對體例的商討、安排比較周密，史料的剪裁較為恰當，文字的修訂也較充分，故質量遠高於《宋》、《元》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