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幼子王獻之，書名竟超鍾繇，只因其書涉及“寫意”本質

導語：王獻之是東晉時期最著名的書法大家之一，他的書法表現個性，形式獨特，其章法更是他書法表現個性的武器，王獻之透過獨特的章法來表現自己的感情，其連貫美、虛實美、和諧美等為王獻之的書法注入獨特的藝術價值。

書法中的二王是一個奇蹟，即使被放置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看，也應當贏得同等程度的驚異。在王羲之這樣一個無比強大的父親形象的光輝籠罩之下，竟然誕生了另一位偉大的書法家，書法國度的另外一位王者。

可以說，王獻之代表了從漢末延續到東晉的整個書法革新運動的最後一環。這就是王獻之的“改體”。

《鵝群帖》

開創“寫意”書風

歷來人們總是把王獻之與其父王羲之並提

，

稱為“二王”

。

雖然父子二人在開一代書風上

，

對中國書法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

但兩人畢竟各有所長

，

風格亦不甚相同。王獻之擅草書、行書、楷書

，

其字神爽氣清

，

頗有仙風道骨。

王獻之，字子敬，小字官奴，為王羲之最小的兒子，但也是最有才氣的兒子。謝安曾評王獻之七兄弟，以為“小者最勝”。王獻之官建武將軍、吳興太守，至中書令。初娶另一大族都曇之女為妻，後離婚，復娶新安公主。年43而卒，死後由王珉繼位任縣職，為小令，後世故稱王獻之為“大令”。

王獻之幼承家法，學書於父，又學張芝，而博採之長。他曾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他認為當時（包括他父親在內）的書法還不夠簡潔、不夠放縱，書體之間的隔閡嚴重限制了書寫推進的速度，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將這些方面推向一個極致。

王獻之所開創的書風是一種“寫意”的書風。他這種追求妍媚、飄逸的寫意書風在六朝時便得到了推祟，以至他竟成了當時書家們心中的偶像。陶弘景與蕭衍《說書啟》中說，當時“比世皆尚子敬書，元常（鍾繇）繼以脫落，海內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羲之）亦然”。王獻之的書名竟超過了鍾繇和王羲之，就是因為王獻之的書法涉及到了書法的“寫意”本質。

那時，學王獻之的著名書家有羊欣、蕭思話、蕭衍、王僧虔、薄紹之、謝靈運等人，雖然他們的筆力皆不及王獻之，但都學到了王獻之妍媚婉轉的一面。不過，六朝人可謂只得獻之書法形貌而失之剛勁。

到了唐代，書家大都學過王獻之，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所謂初唐四大書家，無不從王獻之那裡吸取精華，王獻之峻逸神縱的草書實在開了唐代草書的先河。比如其中的張旭，他在王獻之“一筆書”的基礎上，創制了狂草，鬱屈盤結，連綿縈繞，逸勢奇狀，狂怪百出，他的書法，將強烈的個人情感傾注到狂草創作中去，使草書成為渲洩個人情感的理想方式。

《十二月割帖》

風流為一時之冠

王獻之對書法的革新並不是在書體意義上的，而是在既有書體——楷書、行書和今草的新書體系統——的基礎上，將各種書體之間的壁壘打破，讓書法真正成為汪洋一片的奔湧的書寫之流。

王獻之出身在書法世家，其父王羲之書法“博精群法，特善草隸，古今莫二”，“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王獻之自幼受家庭的薰陶，又有名師指點，這些無疑給他的學書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而東晉時，篆、隸、楷、行、草諸體，歷經各代書家的努力，已達到了諸體完備的程度，所以書家們可以不再把精力放在書體的創新上，他們完全可以從新的角度透過對筆法、章法等的加工美化上去創新。以上兩點無疑為王獻之後來能破體創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晉書》記載說：“……（王獻之）次習於張（芝），後改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創造新法成了王獻之的奮鬥目標。由於章草帶有濃重的隸意，筆畫上多有隸書粗重的波磔，而波磔太多，行氣便向右側流洩，上下字間的筆勢、氣韻就變得不太連貫，這樣的草書大大影響了書寫時的速度，使書家的感情不能自由地得到流露，所以，為了使草書的抒情效能得到充分地發揮，王獻之提出了“宏”、逸的要求。

基於此，王獻之設法以一種新的書體去代替章草，以改變章草古雅質樸的面目，而這種書體務求飄逸秀麗，又能簡略易寫。他終於取得了成功。正如張懷瑾說的：“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中間”。

王獻之所創造的書體實際是一種“破體”，這種“創草破真”後出現的書體，可以不受真、行、隸、楷等書體的約束，對於能表達書家感情的線條能隨意地加以驅遣，已不再拘泥於某一種書體特定的技法、章法和結構。這種書體書寫時自由度極大，並且風格上又瀟灑、嬌媚、飄逸。

在王獻之的手上，行書被改造成為一種最不像書體的書體、沒有形式的形式，他賦予了它最為風流的特質；在草書上，他將單字或連綿度不高的小草推向了大草和狂草的畛域，草書從來沒有顯得如此急速、動盪、激情澎湃。王獻之的風流確實立於時代的頂峰上，“風流為一時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