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香港迴歸十年，一部為十週年獻禮的《老港正傳》在內地上映，這部40天拍完40年的電影，可謂創造香港電影奇蹟，也代表了香港電影速度。從黃秋生所飾演的電影放映員老左眼裡，我們依稀目睹了香港幾十年來的滄海桑田的變化。

幾十年來，香港電影有過往的輝煌，也有過當下的頹敗。曾經的小馬哥只剩下一個穿風衣的剪影；陳家駒與香港皇家警察一起成了 歷史 名詞；黃飛鴻變成了哼哼哈哈的霍元甲；如花已撒手人寰，寧採臣隨風而逝，聶小倩紅顏不在……我們也在漸漸長大，成熟，變老。我們明知無人禁得起歲月的打磨，卻不願香港電影隨我們一起老去。然而，歷史的車輪始終向前，碾成了一條永遠不變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真理。

香港電影是在昏暗幽深的錄影廳裡，一段與成長平行的青春故事。每個70年代生或80年代初出生的人，估計都有段關於光與影的記憶深藏在內心一隅。李小龍的精武門，小馬哥的風衣和牙籤，黃飛鴻的無影腳和寶芝林……那一本本大字典一樣的錄影帶裡，包裹著一個個玫瑰色的世界。為那裡的故事，我們曾歡欣曾流淚。這種輓歌般的抒情一方面讓香港電影的過去顯得輝煌無比，另一方面也讓它與香港電影現在的落寞相形之下更加淒涼。

香港電影可謂在中原沃野邊緣生長出來的一種草根奇葩，帶有明顯嶺南文化特色的異樣色彩——缺乏強勢的國家文化的正統地位。其實“名分”也是一把雙刃劍，沒有它的香港電影更容易輕裝上陣。香港電影曾雄霸東亞市場，打敗了毗鄰的 臺灣 電影。這其中除了歷史與文化的原因，還在於香港電影的多元性和民間性，它富有生氣與想象力，一直和大眾文化有親密接觸，卻儲存了一些傳統的東西，並爭先恐後地推向市場來滿足大眾口味。

20世紀改革開放到來之際，西方思想源源不斷地湧入，一代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困惑。長時間只能看樣板戲的內地觀眾，在異彩紛呈的香港電影面前一下淪陷了。《少林寺》敲開了內地大門，一時萬人空巷，創造了觀影人數達到5億人次的神話。隨後內地的觀眾開始“惡補”邵氏和嘉禾的影片，李小龍的《唐山大兄》、《猛龍過江》；成龍的《醉拳》、《師弟出馬》……而後來的《英雄本色》系列、《賭神》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黃飛鴻》系列、《逃學威龍》系列……這些給了娛樂生活形式單一的一代人最初的歡樂。

香港電影幾乎是一代人最初的文化啟蒙，給他們心靈極大的震撼和撞擊，成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個人記憶”或共同的“集體記憶”。把香港電影流行僅僅看作是娛樂生活的豐富，這應該是一種思想的固執偏見。

人類學家把人類發展分為英雄引導、傳統引導與他人引導。人們在推倒神像和權威的世俗運動中，解構神龕和偉大的同時，也讓傳統支離破碎。失去了傳統的信仰和道德，新的人生目標、價值體系又處於混沌與混亂，造成了人們精神上“無根”。 中國 人沒有了傳統，又沒了英雄，只能進入他人引導 時代 。

傳播學 理論 說他人引導意味著傳媒引導。香港電影保留了英雄主義和傳統觀念，成了引導一代人的最初傳媒。國人接受香港電影的他人引導卻和自己的英雄觀和傳統觀沒有隔閡。香港電影幫助一代人重拾傳統中一部分仍然能生存的人格理想，比如俠義精神、英雄主義；香港電影幫助一代人瞭解了 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比如商場風雲、白道黑道；香港電影告訴一代人還有些東西永遠不可以拋棄，比如兄弟情誼、做人原則……香港電影讓無所適從的一代人，重新擁有了值得固守和敬畏的事物，在信仰危機的年代及時擁有一種替代品。

喪鐘為誰而鳴？

2007年1月25日，見證了香港電影風風雨雨幾十年的《電影雙週刊》正式消失在期刊市場。這是香港電影的一個很大的損失，也見證了香港電影的一個輝煌時代的謝幕。

2007年1月31日，金像獎主席文雋因故辭了金像獎主席職務。表面原因是在金像獎的電視轉播 問題 上與其他委員的不合而辭職，但是不是這就是全部原因，不得而知。

2007年4月16日，金像獎頒給了張藝謀那裝修得金碧輝煌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四項大獎，似乎完成了大華語電影時代的到來的任務！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香港電影葬送掉舊有的輝煌業績：1997年年產量186部，1998年銳減至85部，隨後至今的幾年時間逐漸地下降。2006年如果不包括小範圍上映僅一天的《生日快樂》，香港電影全年產量只有51部，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產量最少的一年。再看票房，即使不計票價不斷上漲的因素，早在1982年香港本土電影的票房就達到4億港元，而去年全年港產電影全部的票房僅為2。75億港元，甚至比不上一部《滿城盡帶黃金甲》在內地的票房。

香港電影老了，新人幾乎沒什麼空間，一批正值黃金期的演員卻幾近失業邊緣，靠著製造緋聞和接拍廣告混飯吃。電影裡拋頭露面的來來去去還是那幾張老面孔，劉德華、梁朝偉、成龍……導演還是杜琪峰、爾冬升、劉偉強……他們現在是香港電影中最中堅的力量，在幾十年前也是香港電影界的領頭羊。這些恰恰昭示著香港電影創作者的嚴重青黃不接，這也是香港電影最大的困境。

說香港電影老了，根本不算過火。早在90年代中期的香港媒體上已經將其放在了封面上。導演陳嘉上在2004年就說“起來，演員同志們，香港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黃秋生也說“或許某些導演能夠尋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某一些演員也能繼續生存下去，但是這並不能代表整個香港電影圈有希望”。

也許張國榮從文華酒店躍下那刻就標誌著苟延殘喘的香港電影病危了；梅豔芳的英年早逝也宛如香港電影被抬進了危重病房。而《無間道》短暫的轟動，正是香港電影的迴光返照的表現，那個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就在人們的惋惜中徐徐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