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這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首的《哈姆雷特》三幕一場中的著名獨白，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學名句之一，但中文世界對它的解讀，卻充滿爭議。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是朱生豪的經典翻譯；

許淵衝並不認可這一翻譯，他覺得他認為這句話正確的譯法是——“要不要這樣過日子？”

中國獨立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翻譯第一人的梁實秋卻這樣認為：“死後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問題。”

環球時報則將查爾斯王子在莎翁逝世400週年紀念活動上對這句話的朗誦翻譯為“是忍辱偷生，還是一死了之。”

張沛教授在《哈姆雷特的問題》一書中分析，“普及”是朱生豪當初翻譯莎劇的動機，他崇尚風格唯美，朗朗上口，但“毀滅”不盡符合 “not to be” 的意思，而梁實秋的翻譯也有“過度闡釋”的意思，此外，現有的翻譯雖各有千秋，但很少準確地譯出原文中定冠詞“the”的意思。

那種哈姆雷特王子“自感洞悉了世界的本質而厭棄命運的終極目的，從而產生的一種形而上的、對存在本身的絕望”，究竟如何透過翻譯傳達出來？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北青藝評》中也提到過“名著誤譯”的問題，比如說冰心翻譯的泰戈爾溫柔、繾綣，讀者卻不知泰戈爾本身的風格

“剛猛、瀟灑且思想深沉”

。但這樣對名著的“誤讀”卻成為“正統”。

如今，很多公版書被一而再、再而三的翻譯，版本各異，引發“不專業、漏洞百出”的爭議也不少；翻譯的任務，究竟是傳達出原著的神采精華，還是不可避免二次加工的再創作呢？

答案，似乎一直不是定論。

01

就連魯迅也“犯錯”了？

如果將“Milky Way”翻譯成中文，你會怎麼描述？天河？銀河？牛奶路？

1922年趙景深翻譯俄國文學家契訶夫短篇小說《樊凱》（現譯為《萬卡》）時，將Milky Way翻譯成了“牛奶路”：

“天上閃耀著光明的亮星，牛奶路很白，好像是禮拜日用雪擦洗過的一樣。”

1931年魯迅在《風馬牛》中批評了“牛奶路”的翻譯，認為這種譯法未能反映出Milky Way與希-羅神話的關係——古希臘人認為Milky Way是眾神聚居的奧林帕斯山通往大地的“路”，至於它為何如此璀璨閃亮，則是與仙后赫拉灑落的乳汁有關。

魯迅認為趙景深把它譯成“牛奶路”，這種神話意味就蕩然無存了。之後對Milky Way的標準翻譯也從牛奶路轉為了天河。

但關於“Milky Way”的翻譯討論並沒有停止。謝天振從翻譯背後的文化意向提出了一種思考，他提出趙譯系根據英國著名俄羅斯古典文學翻譯家加尼特夫人的英文譯本翻譯而來：

The whole sky spangled gay twinkling stars，and the Milky Way is as distinct as though it had been washed and rubbed with snow for holiday。

目前公認為比較準確的譯文為：整個天空點綴著繁星，快活地眨眼。天河那麼清楚地顯現出來，就好像有人在過節以前用雪把它擦洗過似的。

對照三種文字，我們很容易發現，在“牛奶路”一詞的翻譯上，英譯文準確地傳達了俄文原文中的文化意象，中譯文卻推出了一個與上述兩種譯文截然相反的文化意象——“天河”。

這個譯法看似正確甚至無懈可擊，但實際上這歪曲了原文和諧的人物形象以及自然合理的情景描寫，使譯文變得有悖常理：

由於原文中的意象 “路”（way） 被中文中的意象“河”所代替，譯文就成為：“天河好像有人把它擦洗過似的。” 我們可以想象“洗”星星、“洗”月亮，“洗”一切固體的東西，包括“洗” 由許許多多星星組成的“路”，但我們卻無論如何難以想象去“洗”河，即使這是一條“天河”。

同時，由於“路”與“河”（分屬於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象的互換，一個在希-羅文化背景下的舊俄農村生長的男孩在譯者筆下具有了與在漢民族環境生長的中國男孩一樣的文化思維——

將在歐洲民族中家喻戶曉的 Milky Way 想象為中華民族傳說中的“天河“顯然扭曲了原作人物的民族身份。

02

“翻譯作為自由創作”的時代

每一位嚴肅的譯者都必須面對文字在語言和文化這兩個層面上做出的具體挑戰。

那麼

翻譯究競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忠實於原文的語言形式？一首詩的格式和韻律，是否應該被忠實地再現，還是應該做出調整，乃至完全拋棄？

如果一個人物的名字在原文的語言裡面有特別的含義，是應該意譯，還是音譯？

1759年，

伏爾泰

《老實人》（Candide）的第一位譯者把書名和主角的名字譯作英文裡的對應詞“Candid”，因為他擔心英語讀者會被法語中的“e”弄糊塗，不能把握住這個名字的含義。畢竟要是一個名字保持原樣，我們好像還得加一個腳註？

奧爾罕·帕慕克

在《黑書》中將那個難以捉摸的女主角叫做Riya，是土耳其語“夢”的意思。英譯者莫琳不願意使用腳註，於是她加了一段話做解釋，讓小說中的敘事者說“Rya，也就是土耳其語裡‘夢’的意思”。

譯者是否具有這樣的自由介入原作者的寫作中？

在更寬泛的層面上，譯文是應該力求流暢通順、讀起來完全沒有翻譯腔，還是應該保留那種特殊的原汁原味，並尊重原文的外語特質？

各種不同的翻譯準則分佈在一個光譜上，

涵蓋了從嚴格的直譯，到自由的意譯和再創作的整個範疇。

早在1680年，詩人

約翰·德萊頓

在他為奧維德的譯文所寫的序言中討論了這個問題。他把極端的忠實性定義為“metaphrase”，即逐字直譯，機械地為原文的每一個詞語找到日標語言中最相近的替代詞。

與之相應的是，在詩歌翻譯中保留原文的格式。德萊頓對直譯沒有多少耐性，把它描述為一種“奴隸般”的翻譯模式。他說：

詞語的抄寫者要同時承受很多困難的重擔，以致他永遠無法把自己從中抽離出來。他必須同時考慮作者的思想和遣詞，並在另一種語言中找到對應：除此之外，他還把自己困在格式的範疇內，並做韻律的奴隸。這很像雙腳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很多人透過謹小慎微來避免掉下去，但是舞蹈的優雅已經無從說起一當我們說完它的優點之後，只能承認這實在是一項愚蠢的工作。（德萊頓，《前官》）

為擺脫這些枷鎖，在德萊頓那個年代的譯者往往會轉而進行自由的翻譯。德萊頓為這種翻譯配上“模仿”的牌子，

它們以原作為出發點，以供自己在新的語言中進行全新的創造。

在這種情況下，譯者試圖“以他認為的作者會採用的方式來寫作、假設這個作者生活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國家”。一個好的自由翻譯可以擁有自己的獨立完整性，並透過切合讀者的文學趣味來獲得成功。

亞歷山大·蒲柏

創作出了廣受歡迎的荷馬史詩譯著，把原作不押韻的六音步詩句譯成優雅的五格對句，這正是他和那個時代的英語讀者首選的敘事詩形式。

同樣，

譯者也可以繞開語言方面的困難，自由地對過去的作品進行再創作，以便重建那種與當下的直接關聯感。

英國詩人克里斯托弗·羅格重寫了《伊利亞特》，裡面充滿顛倒歷史的人和物，包括彌爾頓、拿破崙，以及“直升飛機轟隆隆地穿越沙丘”（羅格，《戰爭的音樂》）一這裡的轟隆聲和直升飛機，在語言和技術層面都是顛倒歷史的。“阿喀琉斯的朋友們“找到他，帶著吉他，/唱著吉爾伽美什的故事”。

這或許是翻譯史上雙重的歷史顛倒。

03

一件無法能讓所有人滿意的事情

把時間拉回今日，過於信馬由韁、推陳出新的翻譯依然不能得到讀者的理解：

去年，新出版的三卷《神曲》因譯者將外文詩歌強行改造為或五言或七言的文言詩而被讀者戲稱為“順口溜藝術”；

“克魯蘇神話”的某個版本中，譯者為了模仿美國鄉村口音而改編的山東話也並被沒有得到讀者的認可，認為完全是“畫蛇添足”。

雖然“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但在資訊的跨文化交流和傳遞中，也無法不造成資訊的失落、扭曲和增添。

在科幻電影《降臨》中提到一種假說，“我們所說的語言決定著我們的思維方式”；而“翻譯”做為溝通兩種思想、兩種文化的橋樑，承擔著“重建巴別塔“的重任，儘可能實現”信達雅“的理想。

-End-

觀點資料整理自：

《如何閱讀世界文學》，

［美］ 大衛·達姆羅什著 / 陳廣琛 譯

編輯：冰冰，妍書

圖片來源：影視劇截圖，Pixabay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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