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而且是整整一生的經驗分享，跟為政又什麼關係？所以論語一句一句讀是沒有道理的，那就有的可以要有的可以不要了，何必這麼編排呢。先看看孔子報告什麼了。孔子說他十五歲就立志做學問，求道，到三十歲才知道這條路走對了，立得住腳跟了。孔子的家庭環境不好，父親早亡，母親不受待見，又有殘疾的哥哥，還有姐姐等一家子要他撐起來，所以孔子的學問一開始就是下學來的，什麼放牛啊看倉庫都幹過，有足夠的人生經驗，才體驗到學問這條路是對的，是安身立命的正確選擇，而且不退轉，能守住，這樣叫做立。

這樣子過了十年才對人生對學問沒有疑惑了，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不會再懷疑是學問本身的問題。心與外界的人事有相異相逆就會起疑惑，孔子到這時無論異逆順達，皆坦然處之，沒有疑惑，可謂知之明，沒有不通不知的了。孔子到四十歲形而下的道理全搞通了，又踏踏實實地做了十年學問，上達了，通天了，知道天命了。

天命的問題在全部論語的最後一章已經討論過，就是既有可知又有不可知，知其可知而安然樂處其不可知就是知天命。也可以說事理無不知（不惑），志行則有未知，唯依道義而行，至於盛德大業還是窮困不通，皆天命也。道理當然而行不通，或行不通而亦是當然道理，懂這個就是知天命。用禪宗破三關的說法勉強對應，這時可謂破本參了。

這樣又參了十年，才做到冤親平等了，就是好話壞話，好人壞人，沒有順逆之說，聽起來看起來都一樣，一切皆不離道，皆在天命中。一切人事明其所以然，故可以因材施教，對而治之，無往而不見天命。這時真正實現了人的平等，自由的平等，一切平等眾生平等。可謂禪宗的破重關了。

這樣又行道十年，從心所欲了，行行處處處處行行都是自然而然，可以說沒有起心動念，等於六祖說的“無念”。一切只是廊然大公物來順應，完全合於道，當然不會逾越規矩法度，可以說內外合一了，天人合一了。也是絕對的自由，心無所羈，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就是禪宗的透末後牢關了，等於覺行隨時都能圓滿，成佛了。

知天命故不怨天，耳順故不尤人，《憲問》中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裡孔子的報告完全就是下學而上達的過程的，最後自然是知天。知命和耳順可能有點玄，不怨不尤可理解吧。聖學也就這麼淺近平實，行遠自彌，登高自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而已。但這跟為政什麼關係。

簡單說就是為政要有足夠的人生經驗，徹底懂人性通人情世故，最好還要通天。魯迅說：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是不好的，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所以深於世故還是不通世故的緣故。可見要通人情世故太不簡單，是要懂得一切人的性情和人世間的一切故事，因為政治是無法做實驗的，隨便試試可能就禍患無窮，甚至塗炭生靈。

現在用什麼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觀念根本套不進中國歷史，更沒法理解中國文化概念。比如說奴隸社會，中國歷史有記載的可以說不存在奴隸社會之說，是有奴婢，也一定程度可能被剝奪生命，但數量非常少，進入帝制之後更是不能輕易剝奪奴婢的生命，並且政府不斷要求釋放奴婢。最簡單就是殺人償命的道理，奴婢和主人更主要是僱傭關係，不是隸屬關係。而西方古希臘奴隸是佔到人口五六成，而另外又有公民，等於是公民統治奴隸的關係，所以叫做奴隸社會，之後的羅馬帝國也差不多。

封建社會在中國是帝制以前才存在的，像孔子生活的時代，尊中央共主，分封的地方諸侯各自為政，表面有點像現在的聯邦制，但內在是宗法社會結構，跟西方中世紀所謂封建社會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至於奴婢在封建社會和帝制社會均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不用說，在中國過去不存在，共產主義按馬克思說法是存在未來，還需為之努力。

共產主義理念不能說歷史上就沒有模型。比如東漢末年漢中的張魯，完全以宗教治國，全國上下沒有一個官吏，在戰亂年代保有超過50萬人口，可謂政治民安，很多人跑到那裡躲避戰亂，曹操和劉璋都想吞併他，所以劉璋引狼入室，劉備也是借消滅張魯的機會佔有益州，最終天下三分。再看另一個組織，就是禪宗的叢林制度，一切財產歸公，任何一個人沒有一點私產，方丈主持幹事，只是職事不同，沒有嚴格的層級關係，禪宗旺盛時候最大的叢林也有上千人的。這個可謂是共產主義了。

西方那一套純粹是階級對立的觀念，中國從科舉之後，門閥世家消失，就不存在階級，若一定要說有皇權統治，也始終離不開為政以德的理念。即使拋開德的講法，以現代民權與政能的角度，中國兩千年雖說是帝王政治，實也透過士人政府，下以表達民權，上以確立政能，使政府與民眾成一整體。而西方社會現在所謂政黨競選，全民公投，51%的贏了就等於49%的的民權就不用實現了，像英國脫歐；實在可以說其政府行政之能完全不由民權來，至少已經不由那49%來，更要命的是51%不代表就能有效行政，就比49%的對和正確。行政之能是要實現51%與49%的共同訴求，才說明政府有能，才是實現民權。所以西方社會總是趨於分裂，政治團體分裂，國家分裂，人群分裂，永遠不能理解中國文化大統一之理念。

為政就是為大眾，為公，表面看51%相對於49%就是大眾，就是公了，實仍只是51%之私而已。中國人講為政以德，實是修一己之私德，因為是否有所得，只有自己能知，純屬一己之私事。然私德即公道，因德性即人之共性，故私德愈厚，則通於公道人心之同情亦愈廣，故孟子說“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至私亦是至公，無私亦無以成公，人心無同然則無以同處，無以成群。此乃中國文化合內外無分別之道理。

所以孔子之心得分享只是其修身修心之過程，完全是一己之行為，最後則通於人我、天地之同然，是完成其大公，通天地之大道，亦通上下五千年。所以德貴私修，若求於人群之公認（譬如競選），則易趨於偽而薄，歷史的王莽是最好的例子，唯私修乃能躋於誠而厚，此也中國文化心性之學之緊要處。當年陳貴一問程伊川，據我所看到的，天地間都是我的自性，都不知道這個身體就是我了。伊川只是笑笑問他，別人吃飽了你餓不？

今人又尚科學，謂之於客觀，純粹研究物質，好像是至公無私。然這種公只對物，實是無情可言，無人之同情心之同然，則人與人何以相通相交，這樣也唯有退化為動物屬性之個體。科學縱要說有所得也只是研究者而言，其他人根本無以同感。今人又尚商業，商業乃交易，物與物交換，唯求新求變，商人之間或商人與貨物之間亦難有同情可言。故科學與商業均不重視人之一己私德。可人若無一己私德亦無以立人群中，因為與人無相通處，只有這私德愈厚，則相通之人心亦愈廣。這樣亦可理解今日之世界何以如此動盪不安，何以唯有以原子彈威脅原子彈，以核武器恐嚇核武器，而不復有公道。因為科學商業均不重人心之厚積，西方社會是建立於物力上。

中國社會乃建立於人心上，像中國人喜歡講時勢造英雄，時勢也可謂一客觀一大公。假若把時勢換個詞，為風氣，下論也講過，風氣實也起於個別人少數人之帶頭，到成熟階段又必然要變，故中國人又講英雄造時勢。即是說公由私來，就是無個人自無以組成人群，無個人之德性，也無人群人心之相通處。換言之，人心私德可勝物力之公，就是佛說的心能轉物，即同如來。然今日之人完全依附於物，不賴物即無法生存，貴物而不貴己，輕生而不畏死，怕是再出個孔子佛陀，也轉不了這眾生之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