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明朝朱元璋廢除宰相後，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

而作為評選和提拔官員的吏部，一躍成為朝廷中最尊貴的部門，畢竟人事大權一直都是任何王朝的關鍵。

但是明王朝的統治者為了處理繁雜的政務，又創立了內閣制度，內閣能夠極大影響皇帝的決策，那到底他們誰的地位更高呢？

一、洪武、永樂時期

洪武時期，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設立春、夏、秋、冬四輔官，由王本、杜佑、龔斆、杜教、趙民望、吳源等年老而博學之士擔任，這也是明代內閣制度的前身。

當時朱元璋希望他們能夠“心常格神，行常履道，佐理贊化，以安生民”，以取代當時已廢除的丞相來分擔繁忙的政務。但是他們本身品秩較低，僅限於顧問職責，並沒有實際權力，對政事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故於洪武十五年（1382）被廢除，存在時間不足兩年。

之後朱元璋又設立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殿閣大學士職位，任命邵質、吳伯宗、宋訥、吳沉等擔任，品秩為正五品，以預機務、備顧問，但是“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

也就是說，洪武時期的殿閣大學士更多是以顧問身份參議政事，而吏部尚書此時則因為丞相的廢除得以掌握部分文官的銓選職權而獲得極大地發展，地位、權力都有所上升。

建文時期，朱允炆將大學士稱謂改為學士，各殿僅設學士一人，大幅縮減殿閣學士人數，但地位並無提高，也僅僅是顧問而已。

當時的方孝孺、黃子澄都是以翰林院職官參政議政，並沒有擔任殿閣學士，而且他們本身也沒有多少實際的政治權力，更多地是透過接觸並影響皇帝來作出決策。故洪武、建文時期的吏部尚書居於絕對的優勢地位，殿閣大學士們僅僅只是起草詔書誥敕、整理文書、修纂史書以及講學等雜事，並不能直接參與決策政治事務。

永樂時期是內閣的正式建立時期，明成祖朱棣恢復洪武時期的殿閣大學士制度，並迅速選拔黃淮、胡廣、楊榮、解縉、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等七人進入翰林院為編修、修撰、侍讀、檢討、侍講等職官，後逐步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或者左、右春坊大學士，

正式開始參預機務，在較大程度上參與國家內政、外交、賦稅、徭役等大事的商討決策，真正實現洪武時期確立的殿閣大學士預機務的職能

。

永樂二年（1404）十二月朱棣賜宴群臣時說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

對解縉、楊士奇、楊榮等六人的功勞大加讚賞，稱其功績不在六部尚書之下，與六部尚書、侍郎一同被賞賜金織文綺衣各一襲。

由此可見當時大學士參與朝政的功能與地位已經初步凸顯。

尤其是楊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輒中”，深得朱棣的欣賞，經常與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一起參議政事，皇太子朱高熾監國時期也是楊士奇與蹇義共同輔佐執政。

但是永樂時期的內閣更多是與翰林院同等看待的，地位並沒有完全凸顯獨立

，故閣臣也大都是以翰林官職稱呼。內閣大學士雖然參預機務，但是“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內閣大學士大都是翰林屬官任職，僅為正五品，並沒有權力干預六部的行政權，僅僅只是參議政事而已，吏部尚書的地位是明顯高於內閣的。

但是當時內閣參與處理國家政事，難免涉及六部職掌，於是“相繼署院事”，而且內閣大學士作為近侍官與皇帝的關係極為親密，這也是吏部尚書所難以企及的。

二、仁宗和宣德時期

明仁宗朱高熾繼位以後，吏部尚書的地位迅速提升，當時蹇義被授予少保等職位，待遇優厚，但是內閣大學士的提升和變化同樣非常明顯

。永樂二十二年（1424）八月，“升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榮為大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俱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大學士，升前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為通政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製，不預所升職務”。

在蹇義的地位提升的同時，內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等開始兼任實際行政職務，雖然朱高熾規定他們“不預所升職務”，

但是其所兼實際官職大都遠高於現在的五品官秩，楊士奇、金幼孜等更是兼署六部侍郎之職，這提高了內閣在中央政局的地位和影響力

。之後楊士奇升為太保、楊榮為太子少傅、金幼牧為太子少保，分別為從一品、正二品。

內閣大學士在品秩方面已經與吏部尚書蹇義不相上下。

本年十二月時，楊榮兼任工部尚書。到洪熙元年（1425）正月之時，“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大學士楊榮、黃淮、楊士奇、金幼孜等在明仁宗朱高熾繼位不足一年時間內，就迅速提升至六部尚書的地位，雖然強調不干預六部的行政事務，但是實際上透過提高閣臣的品秩加強了內閣對中央政局的控制力。楊士奇、楊榮等人的實際地位也僅次於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二人。

到宣德時期，吏部尚書蹇義年老力衰，雖未致仕，但是在宣德四年（1429）時解除部事，僅作為顧問侍奉皇帝左右

。國家政事更多的交給楊士奇、楊榮等內閣大學士處理，內閣的職權和地位也進一步擴大，甚至吏部侍郎郭璡升遷為吏部尚書時也受到楊士奇等內閣大學士的阻撓，當時宣宗朱瞻基想以郭璡替代蹇義為吏部尚書，諮詢楊士奇等人的意見，楊士奇認為郭璡學識寡薄，而“吏部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宣宗竟然聽從其意見而推遲任命，直到郭璡九年任期考滿才最終升為吏部尚書。

郭璡擔任吏部尚書時期，政事基本由內閣處理，吏部銓選職權也基本旁落，“自布政使至知府闕，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

。既又命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要職選擢，皆不關吏部”。即便左通政陳恭建言要求吏部收歸銓選之權，以防止徇私舞弊之事發生，但是郭璡以自身能力不足而推卻。

郭璡擔任吏部尚書時期雖然吏部職權有所旁落，但是與內閣大學士楊士奇等共同輔政，並未直接傾軋鬥爭。

此外，蹇義作為吏部尚書雖不管部事，但是品秩、威望猶在，其地位仍舊高於內閣大學士楊士奇等人。

蹇義與郭璡作為吏部尚書仍擁有吏部銓選職權的合法地位，內閣大學士楊士奇等更多地是透過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和與皇帝的親密關係加以干預，並不能完全自主決策。

三、總結

在明朝前期，吏部尚書和內閣的權力一直處於動態變化中，這主要取決皇帝對內閣的信任程度。但是總的來說，明朝初期由於內閣僅僅只是個顧問單位，內閣雖然距離皇帝較勁，但是內閣的政治地位並不如吏部尚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