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印度和希臘是三大文明古國，三大國度古代的哲學思想構成了現代世界哲學的重要理論源頭，對人類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在這些理論中，對人與自然現象的分析是哲人們普遍開展的，但三大國度古代哲人在這方面的探討又有各自的特點。對這些特點的梳理和分析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人類思想的發展歷程和規律，回顧過去，放眼未來，更好地推動我們當代的文化建設。

一、古代印度

1.吠陀和奧義書

古代印度哲學很早就表現出一種對人與自然現象緊密聯絡的分析傾向，這在吠陀和奧義書中有表現，在後來出現的各派哲學中也有表現。

吠陀是現存古印度最早的宗教歷史文獻，它最初的形態是古印度先民口頭創作的讚歌，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活體驗和宗教情感，後人將其整理成書面文字，大約有數千首讚歌，出現時間大致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800年左右。

吠陀中主要是宗教方面的內容，也有少量所謂“哲理詩”。論及人與自然現象的是著名的“原人歌”。

這首讚歌中說的原人既是人類，也是世界。這一讚歌明顯把對人的分析和對自然的分析緊密聯絡在了一起，這在印度後來形成一種傳統。

吠陀讚歌中還提到“法”或“理法”，“理法”不僅是人的行為準則，而且也是自然界的法則，遵循它就會給人們帶來好處。

奧義書從廣義上講也屬吠陀文獻，但狹義上說的吠陀則不包括奧義書。奧義書的出現時間大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600年，這類書中已大量出現哲學思想。

奧義書的最初形態也是口頭的，後人將其整理成書面文字。現存奧義書有二百多種，這些文獻中也有對世界和人的趨同性分析，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梵我同一”理論。所謂“梵”（brahman）被認為是世界的本體。

所謂“我”（音譯“阿特曼”）一般被認為是人生命現象中的主體。梵有時也稱為“大我”。作為生命現象主體的“我”也稱為“靈魂”或“小我”。奧義書的主流觀點認為，梵是唯一實在的，我（小我）並不實在，無論是人還是其他自然現象都以梵為根本。

梵（大我）和我（小我）是同一的，人的主體與世界的本體是同一的。

奧義書哲人中的這種對人與自然現象的趨同性分析在後來的印度思想史上影響極大，成為後世印度正統派思想中的主流觀念。

2.思想派別

在吠陀、奧義書之後，古印度形成了兩種型別的思想派別：一類是尊奉吠陀權威的正統派，包括數論派、瑜伽派、勝論派、正理派、彌曼差派、吠檀多派；另一類是不承認吠陀權威的非正統派，包括佛教、耆那教和順世論。

數論派和瑜伽派是理論相近的一組派別。兩派對人與自然的生成問題看法一致，都認為有兩個根本性的實體，它們與人和自然現象的生成有關。

一個是物質性或陰性的實體“自性”，另一個是精神性或陽性的實體“神我”，當神我與自性結合時，自性就能生出人與自然現象。

數論派的主要文獻《數論頌》中的“自性次第生，大我慢十六”是說“自性”先生出“大”，“大”再生出“我慢”，“我慢”又生出“十六”。

頌中的“十六內有五，從此生五大”指“十六”中的色、聲、香、味、觸這“五唯”生出地、水、火、風、空這“五大”。自性在神我作用後所生出的各種事物既是人的生命現象，也是自然的現象。

由此可知，數論派對自然現象和人的分析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瑜伽派主要側重探討瑜伽修持的問題，在世界和人的問題上與數論派的觀點相同。勝論派與正理派是關係緊密的兩個派別。

勝論派主要分析自然現象的類別區分，正理派則側重研究邏輯推理和辯論規則的問題，兩派的理論中都有論述自然現象的部分，也有論述人生現象的部分。

勝論派的根本經典《勝論經》中談到的六個“句義”主要是勝論派對自然現象的分析，但其中也有涉及生命現象的成分。

因此，勝論派中對人與自然的分析雖然聯絡不如數論派緊，但也是有聯絡的。

正理派的主要經典《正理經》中提出了“十六諦”的概念，這些概念主要是論述人的邏輯推理和辯論規則方面的內容，但也有論及自然現象的成分。因此，正理派對人與自然的分析也是有關聯的。

彌曼差派與吠檀多派是關係緊密的兩派，二者都是正統派中的純正統派，但彌曼差派側重論述婆羅門教的祭祀，吠檀多派則側重探討婆羅門教的哲理。

彌曼差派主要關注祭祀問題，但後期此派吸收改造了勝論派的句義論，因而，此派對自然現象與人生現象也是有綜合探討的。

吠檀多派是正統派中直接繼承奧義書思想的派別，此派中分支眾多，影響最大的是不二一元論。這種理論認為，作為世界本體的梵（大我）和作為人生命現象主體的我（小我）是一個東西。

此派較早的代表人物喬荼波陀在其主要著作《聖教論》中認為，梵（大我）與現象界（小我）的關係就如同瓶中的小虛空和瓶外的大虛空的關係一樣：瓶中的小虛空與瓶外的大虛空本來是一個東西，僅僅由於瓶子的限制，它們才顯得不同。

吠檀多派的這種不二一元論與奧義書中的梵我同一論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二者都對人與自然現象做了趨同性的分析。佛教在產生時側重分析人生現象，但實際上也是聯絡其他自然現象來論述的。

早期佛教的“五蘊說”和“十二因緣說”等都是講述人由多種成分相互作用而生。

不過，早期佛教在論述人生問題時也離不開其他各種現象。較多記述印度早期佛教思想的《雜阿含經》卷第十二中說：“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這裡說的事物相互依存而生就是既指人的生命現象，也指其他自然現象。後來的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在展示其哲學理論時也都是既論述生命現象，也論述其他世間事物。

因而，應該說佛教也是一個將人與自然現象緊密聯絡在一起考察分析的派別。耆那教的教義體系中有較多的思辨性成分，有較完整的對人與自然現象分析的理論。

此教的主要經典《諦義證得經》中的“正智”和“完美的正見”中就包括此派對人本身和自然現象的正確認識，這兩種（對人與自然現象的）認識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

順世論對人的分析與對世界的分析有一個共同點，即認為無論是人的身體還是自然界的各種其他物體，都是由“四大”（地、水、火、風）和合而成的。

由此可見，順世論認為人與自然現象的基礎唯有“四大”。此派對自然現象和人的分析也是密切聯絡在一起的。

二、古代中國

古代中國哲人既對人自身相當關注，也注重探索世界其他事物，而且對這二者的分析經常是密切聯絡在一起的，這在許多中國古代的重要文獻中都有表現。

《易傳》的“繫辭上”是說：陽剛和陰柔兩種勢力相互作用，八卦相激盪形成六十四卦。就事物而言是天、地、雷、山、火、水、澤、風相互激盪。得乾道的成為男性，得坤道的成為女性。乾道主管事物的開端，坤道主管事物的成形。

乾以平易為主，坤道以簡易為能。

《易經》的道理簡明易懂，使人明瞭天下的道理，能明瞭天下的道理，就能在天地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在這段文字中，作者論及了乾道與坤道、男人與女人的關係。

從剛柔相摩、八卦相蕩、日月執行等現象談起，認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還認為乾道主管事物的開端、坤道主管事物的成形，這就將一般事物與人聯絡在了一起。

這段文字還認為，人如果可以明瞭天下的道理，就可以在天地中佔有一定地位，這種說法也是明顯將人與天地這種自然現象關聯在了一起。

《易傳》的“繫辭下”是說：天地之道，以正而觀照顯明；日月之道，以正而光明呈現；天下的事物變化無窮，卻有恆常的規律。乾道造化自然，很剛健地昭示眾人，易於了知；坤道很柔順地示人，亦為簡易。

卦爻的製作，便是效法乾坤之理而作。

老子的《道德經》中也有很多將人與自然現象聯絡起來分析論述的內容。中國後代思想家繼承了春秋時期就存在的對人與自然的綜合觀察分析的傳統。

如漢代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認為：受命為國君的人，是天意所給予的。因此被稱為天子的人應該對待天如同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對待天要行孝道。凡事情要和名目相順應一致，名稱都要與天相順應。

天和人之間是合而為一的。這段話中講了君權天授，表明了一種天與人的關係，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與人“合而為一”的思想。

董仲舒還把四季的變化及陰陽之法與人聯絡起來。他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認為：上天分了寒季和暑季。人的喜怒哀樂的產生與清暖寒暑實際是一類。喜氣為溫暖遇到春天，怒氣為清冷遇到秋天，樂氣為太陽遇夏天，哀氣為太陰遇冬天。

這四時的執行是父子相處的方法；天地的意志是君臣相處的道義；陰陽的道理是聖人的法則。董仲舒這裡的論述也完全是把天與人視為一體的，認為從天的變化中能看到世間的變化，從天的變化規律中能看到世間不同人之間的關係與相處之道。

在中國的宋代，理學家也繼承了前代中國思想家對人與天關係的論述思路。

如程頤在《二程遺書》中認為：視聽和言行舉止，不符合理的不要做，這就是禮。禮也就是道理。不是上天的道理就是私慾。……沒有人慾的都是上天的道理。

這裡程頤講的是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方面的內容。他實際也是把人的行為準則與天理緊密聯絡在一起，這也是一種將人與世界混合在一起分析的論述。

可以說，這種將人與世界聯絡起來思考和分析的思維方式在中國也是歷史悠久和根深蒂固的。

三、古代希臘

古希臘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古希臘的哲人很早就開始對世界的本原等問題進行探索，提出了大量這方面的思想。但在探討世界的本原等問題的同時，哲人們也有對人自身的觀察和思考，也提出了一些這方面的思想。

古希臘哲人阿那克西美尼是較早論及生命現象和物質元素的人。

他認為：靈魂通常被認為是人等有生命之物中才有的；“氣”可以視為是自然世界的一種元素。將靈魂與氣放在一起論述，應該說是希臘較早的一種涉及人與物質世界關係的觀念。

古希臘著名哲人赫拉克利特關於“道”的論述雖然涉及人較多，實際上是將人與世間其他事物包容在一起的，因為“道”被他說成是一切事物都要遵循的，是支配一切的。

阿那克薩戈拉也曾論述了相關問題，他在其著作《論自然》中的分析也是將人與其他事物作一體性分析的。

在他看來，各種事物中都有心，事物是由心安排的，事物的運動也是由心所推動的，而且，人與各種事物都是由他所謂的“種子”組成的，他對事物的分析與對人的分析是混合在一起的。

恩培多克勒也有這方面的論述，他在其《論自然》中淡化了人與其他各種事物的差別，將它們都視為是元素和合的產物，這種分析也是一種對人與其他自然現象的趨同性的分析。

原子論者德謨克利特（鼎盛時期大致在公元前420年）在論述其理論時也將原子與人的生成聯絡起來。

柏拉圖是古希臘大哲學家，他的哲學理論中的一個引人矚目的理論是“理念論”，認為個別事物是分有相應的“理念”而存在的。

在柏拉圖的理論中，不僅世上一般的事物是分有理念的產物，而且與人的意識相關的東西也是分有理念而有的，如美、善等概念是人的判斷。

這些判斷都是分有相關理念的產物，是分有有關事物本身的產物，因而柏拉圖對世間一般事物和人的分析也是聯絡在一起的。

伊壁鳩魯是古希臘重要的哲人，他的哲學中也論及了人與自然現象之間的關係。

這些思想也是很有古代歐洲哲學特色的。

四、總結

古代印度、中國和希臘哲人所提出的有關人與自然現象的分析是世界哲學中的寶貴財富。三大文明古國這方面的論述分別反映出他們在古代對世界與人自身的觀察和分析。

這些思想的內容雖然與現代科學的論述有較大差距，但都是人類思想發展中所必然要經過的歷程。

中國、印度和希臘三大文明古國的哲學思想是世界文明中的精髓，而對人與自然現象的分析是哲學中的核心成分。

對這方面理論的梳理和分析有助於我們明瞭世界主要哲學思想的基本發展脈絡，認識人類文明的重要特徵，這對於我們繼承和發展以往寶貴的文化遺產以及促進思想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有積極意義。